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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報道，“大五”“研四”的學生如今越來越多。某校新聞學院申請推遲畢業的學生呈逐年遞增的趨勢。最多的一個班竟有一半同學申請“延期畢業”，其縮寫詞“延畢”也有大火的趨勢。學生該不該申請“延畢”?學校如何應對“延畢”?

可提倡更需提醒

鐵錚

“延畢”者在考慮個人因素的前提下，要遵守學校的相關規定。校方也需要不斷改進工作，以滿足大學生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在“精準”教育上多下功夫。

申請“延畢”的理由五花八門。有的為了創業，有的為了考研(微博)，有的為出國交流，有的為結婚生子……一定意義上說，滿足大學生選擇接受教育時間的自主性要求，是對受教育者的一種尊重。作為校方，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硬性要求學生們同時入校，同期畢業。可以預見，大學教育學制的靈活性、受教育者選擇的自主性，將成為一種新的趨勢。可以想象，隨著大學教育進一步普及，允許靈活地選擇學制，可以為一所大學的競爭力增加砝碼。對此，作為大學的管理者，需要有一定的預期和把握，及早準備，制定相應的對策。

我們不該把教育當成商品，也不能將大學教育簡單地市場化。但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大學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其市場性。是一口氣讀下來，還是間隔一年甚至多年再學習，作為學生有一定的選擇權利。只不過，在現階段和未來較長的時間段里，學校各方面的條件和社會有關的規定及環境，還難以完全滿足學生對學制的選擇。大學管理者們應順勢而為，對何種情況下允許“延畢”、“延畢”后怎么辦，應加以深入研究和審慎制定對策。

科學確定哪些專業的學生需要學多少年完成學業，說難也并非不可做。一般而言，現在的醫學類、建筑類就比其他專業多一年。到底碩士生讀幾年合適，也不宜一刀切。對于那些有特殊要求的專業，本來就該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確定其基本學制。國外大學的學制也有多種情況。大學生們在入學前除了考慮其他因素外，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實際情況，選擇是讀彈性大的學校，還是較受約束的學校。有約在先，可以減少受教育者想“延畢”而學校不允許“延畢“之間的矛盾。

甘蔗沒有兩條甜，“延畢”有利也有弊。對于申請“延畢”者而言，要慎之又慎，認真權衡，不可盲目跟風。在“秒殺”時代，一切瞬息萬變，早進入社會一年說不定是最佳選擇。如果沒有確切的目標，沒有利大于弊的充足理由，虛度了一年大好光陰，對自己而言是一大損失。如果選擇“延畢”，就要為此承擔責任。打算讀“大五”、“研四”的學生對此應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一些人一方面“延畢”，另一方面又要保留在校生的權利，其省點住宿費之類的做法，筆者不大贊成。這對“延畢”者本人來講，或許非常劃算，但在教育資源較為緊缺的今天，不在學校學習卻依然占用資源，顯然不大妥當。但這類問題解決起來并非難事，有關規定跟上就可以。

對于申請“延畢”者，為自己今后的發展找到一個“最優解”是可以理解的，但教育畢竟是大學和學生雙方的事。“延畢”者在考慮個人因素的前提下，要遵守學校的相關規定。校方也需要不斷改進工作，出臺相應的對策，以滿足大學生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在“精準”教育上多下點功夫。

(作者系北京林業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

意義不止于就業緩沖

姜朝暉

無論是為了緩沖大學生就業，探索彈性學制，還是鼓勵創新創業，延期畢業都是一種好的探索。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大學也要進行研究論證，讓“延畢”真正發揮功效。

的確，大學生的畢業人數逐年俱增，到2016年，將有756萬的大學生選擇就業，形勢不可謂不嚴峻。在此背景下，適當地選擇延長畢業期限，對一些暫時未能找到合適工作的畢業生來說，是一種好的應對之策。但筆者以為，大學生和研究生選擇延期畢業，其意義絕不止于就業緩沖，而是大學辦學越來越包容、學生求學越來越理性的體現。

眾所周知，以往大學生畢業后，不管有沒有學好知識，或者是否實現高質量的就業，都紛紛進入人才市場，有些大學甚至催著畢業，讓學生早日離開校園，造成了一批學生盲目進入社會，或游離在校園附近租房考研，成了另類的“校漂族”。這給社會、學生及其家庭都造成了許多不穩定的因素。若能延期畢業，大學生就能在大學繼續學習，為更好進入社會工作或考研，爭取更多的機會。據筆者了解，北京一些高校中，就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即通過就業緩沖，學生實現了更高質量的就業或爭取到了更好的學業深造機會。

從大學辦學的角度來說，大學越來越包容和開放，逐漸做到了以學生為本，如允許大學生在校期間選擇游學、創業、出國，甚至允許大學生結婚生子。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今，越來越多的大學實行彈性學制，這無疑是一個積極信號，未來甚至可能成為一種趨勢，會有更多的大學生參與其中。從大學生角度看，延遲畢業也是主動把握大學學業、規劃職業生涯的選擇，真正體現了“我的大學我做主”。

事實上，在西方發達國家，大學生延期畢業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一方面，許多大學實行彈性學制，學生可以選擇4年后畢業，也可以在更短或更長的時間畢業。只要提出申請，理由充分，就會獲得學校的批準。另一方面，這與大學“寬進嚴出”的培養制度和鼓勵創新創業的文化環境有關系。比如，美國大學有相對較高的學術標準，本科畢業生4年畢業的只有70%左右，學校對人才質量高度負責。同時，大學也鼓勵學生休學創業創新。斯坦福大學的4年畢業率只有78%，就在于學校環境和文化提倡學生創業，學生一旦有了好的想法可以選擇休學創業。毫無疑問，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經驗做法值得借鑒。

當前，國家正在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積極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高校作為科技研發和人才匯聚的重鎮，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大學生在學有余力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參與創業創新活動。倘若有好的創新點和創業機會，延期畢業未必不是好的選擇，高校要提供這樣的政策支持，并落實為實際行動。

無論是為了緩沖大學生就業、探索彈性學制，還是鼓勵創新創業，延長畢業都是一種好的探索。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并不意味著所有大學都要一哄而上延長學制，大學也要考慮實際情況，并結合學生的實際需求，進行研究論證，同時務必規范相應的制度和配套措施，讓“延畢”真正發揮功效。

(作者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