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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么多研究生退學?可能要從大學本身找原因。

幾乎一半的博士生還沒有完成學業就退學，其中某些重要原因可能是在獲取學位的過程中出現的。人們常用精神疾病來解釋一些研究生中止學業的原因。

研究表明智力和躁郁癥這類癥狀之間存在聯系，這使調查人員相信很多研究生在與心理健康問題作斗爭，而這更是導致他們精神崩潰的原因。但這類研究頗具爭議，很顯然不是每個中途輟學的學生都有精神病史。那么是什么迫使學生不得不放棄攻讀博士學位呢?存在其他潛在因素嗎?比如環境也可能使一個心理健康的研究生變得焦慮、憂郁，或者在一些罕見的例子中甚至會出現暴力傾向。

研究表明大多數能夠攻讀博士學位的人都有一定學術能力來完成學業，但是學校內部的問題也可能導致研究生過度疲勞，飽受精神痛苦。研究生心理健康問題為何日益嚴重，在尋找原因時，與其認為是學生的能力不足，不如把調查重心放在學校為何導致學生疲憊不堪上面，這種做法更為明智。

前終身教授和學業指導專家卡倫·凱爾斯基(KarenKelsky)認為，攻讀博士學位會讓一些學生精神崩潰，她在郵件中提到：這和長期形成的崩潰不同，博士學位攻讀過程非常孤獨，需要學生有批判思維，你不能指望教授和你的同僚支援你，他們只會不斷從你的研究理論中找漏洞和不足。

作為15年的終身教授和導師，凱爾斯基見過很多學生為了寫論文一個人獨居，而且犧牲掉了戶外活動。你會過度沉迷于教授對你的評價中，她說，博士學位很容易把人變成偏執狂，因為這些學生與世隔絕，過份拘泥于權威機構是否認同他們的成果，因為這些機構有權決定是否授予他們學位。

馬塞拉·威爾遜(MarcellaWilson)是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的計算機教授，她在華盛頓圣經學院完了本科學業。這所學校不大，曾經是一所黑人學校。她表示這間學校對學生太過友好，教授們對學生的要求也比較寬容，因而沒有為她的博士生涯做好準備。研究生院沒有時間管你，你要么自己完成學位，要么就退出。為完成學業，她經歷了一系列挫折，如與學院就調整學位完成要求產生分歧，親眼見到研究生院教員警告其他教員不要指導她等。

威爾遜說自己開始感到恐慌，產生妄想。“我坐在車子里的時候感覺自己被困住了，感覺自己有公共場所恐懼癥。”她回憶道。“每次上車時，我仿佛看到自己打開車門，滾到馬路上，然后把自己弄傷了。”

珍妮特·拉特利奇(JanetRutledge)是馬里蘭大學的副教務長和研究生院院長，她表示威爾遜的經歷反映了全國高校的一個普遍問題：學院和學生之間缺乏溝通。“學院對你一般沒有惡意。“她說。教員們通常很忙，沒有時間跟你仔細解釋他們處理某些事情的原因，所以很自然地，學生們就“看到什么是什么”。

華盛頓大學主管研究生學習的前院長喬迪·奈奎斯特(JodyNyquist)在一篇題為“博士學位的重新定位”文章中，詢問了八個不同學科的博士生認為研究生院不好的地方，結果有很多人抱怨學院缺乏有質量的指導以及支持。

研究還指出，博士生認為指導應該趁早，更加系統，而且應該實現多導師模式。她表示，雖然多導師模式很少見，但正是這種輔導方式幫助威爾遜拿到博士學位。她說，了解到威爾遜的經歷后，拉特利奇將她介紹到了“希望”項目，這是馬里蘭大學幫助研究生發展學術能力的一個項目。

“開始相信自己可以畢業后，我發現以前并不是教授的問題，”威爾遜說，“我現在和他們相處融洽。”斯科特·克林是華盛頓大學前博士委員會成員和《博士學位之路：適者生存》這篇文章的作者，他認為學生把讀博過程看得過于政治化，而忽略了其學術本質。

研究生會有很多“無所不能”和“無能為力”的感受，克林說，這種感受會讓很多感到無力的學生處于極端壓力之中。拉特維奇表示，人們對于高強度壓力的普遍反映表現在共同解決問題時會遇到困難。對研究生院的管理人員來說，這在調解教員之間的矛盾糾紛時顯得尤為重要。但是要實現上述目標也并非易事：很多學生堅信是讀博過程導致他們未能完成學業。

“研究生院的失職，任意擺布他人的教員和像海豹突擊隊那樣殘酷的讀博過程，都是導致學生崩潰的原因。估計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博士生沒能拿到學位。”吉爾·耶斯克寫道，一位地理專業的博士生2014年在《高等教育內幕》評論欄里也這么評論過。很多博士生開始時自以為和教員、同學或是未來雇主打交道時能夠保持精神健康和自信，因而忽略掉了一些潛在問題。雖然各大高校正在擴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服務范圍，但是很多博士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弱點，因為他們認為向別人尋求幫助有損職業聲譽。

2011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社會學院對美國26所重點大學的研究生展開了調查。此項名為“美國研究生的壓力和減壓”的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三的參與人員經歷過超過自己承受能力的壓力，博士生面臨的壓力最大也最多。根據學生的投票，一半以上學生面臨壓力或精神崩潰，約四分之一的學生稱沒有遇過這些壓力，約三分之一的人列舉出了他們與教授的關系。只有百分之六的研究生認為自己面臨壓力時可以向導師尋求幫助。
“我生活和工作的環境需要我隱藏起自己的抑郁情緒，以免它降低工作效率或者損害我的名聲……這是每個做學術的人都必須經歷的。”杰奎·施恩(JacquiShine)，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在ChronicleVitae的專欄上這么寫道。切斯特·古爾德(ChesterGoad)是田納西科技大學的研究生講師和殘疾人士服務辦公室主任，他說他在讀教育領導學博士之前從未有焦慮癥。古爾德說自己的日程安排非常緊張，但是自己安排的很好。他除了是一位父親和丈夫，還有一份全職工作，但是做文獻綜述和研究讓他每天忙到半夜才能離開學校。一天他在和同學去做調查的路上恐慌癥發作，感到頭暈眼花，周圍變得幽閉恐怖，他不得不跑到一邊喘息。重新冷靜下來后，他的第一反應是羞恥感。

“作為專業人士，你并不想讓別人看到你窘迫的一面。”他說，“你希望別人看到的你是鎮靜自若，有條不紊的。”迪翁·梅茨格(DionMetzger)是亞特蘭大的心理醫生，主治心理疾病。她認為讀研過程“是壓力來源，這種壓力來源不一定能在其它職業生涯中找到”。她表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很多人因為擔心付出和投資得不到回報而壓力重重。對他們來說，朋友和家人的疏遠，消耗八年光陰的研究以及費用，只是部分投資。博士生在做研究的途中會在感情生活、社交和經濟方面做出犧牲，至少一開始這些犧牲很難彌補回來。

2014年，約三分之一的博士生畢業時沒有找到穩固的工作。“學生們身負厚望，壓力往往來自對他們的教育給予支持的親人或愛人。"心理醫生梅茨格表示，像“你找到工作了嗎”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可能立刻對他們造成恐慌。要找到一個和付出對等的工作讓他們面臨較大壓力，就研究院校的培養計劃而言，往往是說來容易做起來難，這對學生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