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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找到女朋友的時候，我第一個想法就是帶給我的導師看看。”

這是首都師范大學的2002屆碩士畢業生溫先生20年前的回憶。而當世界運轉到2017年，溫先生越來越不理解的就是如今研究生和導師之間從“相愛”變成“相殺”的關系。

當網絡上開始充斥導師和學生之間的“狗血故事”，當媒體開始關注高校師生之間比“愛情還要復雜”的恩怨情仇，當一枚又一枚點名道姓的“自爆炸彈”進入公眾視野，曾經“亦師亦父”“親如一家”的師生關系仿佛成為老一代研究生們與90后、95后之間不可逾越的代溝。

為何那些年“和平美好”的師生關系變成了這樣?

當“第二父母”變成“冷面老板”

溫先生研究生畢業已經15年了，當他回憶起當年與導師的點點滴滴時，眼神充滿了溫暖，言語之間流露出不盡的感激。

“我們和老師帶的博士生們一起，每周都要開一次主題會，先由一個學生就一個主題進行準備，討論時為大家講解，然后大家一起討論。”溫先生說，雷打不動的一周一次主題討論，讓他在研究生階段進步很快。

“她真的可以說是‘亦師亦母’。”溫先生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溫先生在畢業找工作時，曾遇到不少麻煩，甚至已經簽好合同了突然被告知不讓再去上班。“那時候還是個學生，遇到這種事情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導師，第一時間給她打電話。她讓我不要急，先去她家吃飯”。

溫先生說，那時候到老師家吃飯屬于家常便飯。

當曾經的“小鮮肉”們變成了“拿著保溫瓶泡著枸杞”的中年男女后，他們對于導師和同門的真摯感情仍然延續著。

直到現在，溫先生和導師依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么多年有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績，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告訴自己的老師。”溫先生認為，這種師生關系下，學生能夠感受到一種親人般的溫暖和凝聚力。

而當中年人說起這些“雞湯故事”，當下的研究生們總顯得不能理解，甚至覺得“大人們太天真”了。

武漢工程大學法商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李捷枚在2015年發布的名為《研究生與導師關系調查與啟示》的學術論文顯示，在生活困難時，被調查研究生首先選擇求助導師的僅占9%，遠低于選擇“父母”的51%和“朋友”的34%。

剛剛從北京市某高校生物類專業畢業的碩士生徐英曾經歷和目睹了一系列師生之間的“狗血劇”。研究生的3年，徐英幾乎沒有歇過一個完整的周末，因為自己要“幫老板干活兒”。

“每天都是宿舍實驗室兩點一線，我們所有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要參加導師的課題項目，有時為了觀察一個實驗結果，我需要一直等到半夜。”徐英表示，因為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畢業時她放棄了自己學習多年的專業知識，進入了一家事業單位做行政工作。

說起形同上下級的師生關系，徐英表示，“在理科類學校里，按職場作息‘打卡’幫導師干活兒是很常見的。我比較幸運，在為導師‘打工’3年后順利畢業了，但是我周圍還有同學因為沒有幫導師完成項目，而影響畢業論文進度、被導師暫扣畢業證、延期畢業等情況發生，那樣的師生關系可就是‘敵人’關系了。”

從“定期見面”變成“形同路人”

“這種關系是會傳承的，包括我和我的同門師兄弟之間，都是非常親密的。”

1989年碩士畢業，曾經就讀于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尹先生已經離開北京生活了20多年。前幾年，當尹先生的女兒考到北京上大學時，尹先生第一個想到的是帶著妻女到導師家做客。

于是，女兒報到時，多年沒見的同門師兄弟一起幫忙搬東西、安排食宿。當見到導師時，尹先生也像當年匯報研究進展一樣告訴導師，如今生活怎么樣，女兒在哪上大學，未來有何規劃，等等。

“這些年因為工作太忙，我已經有很多年沒見導師了，但是他告訴我，他和我在北京的同學們會好好照顧我的女兒。這讓我特別感動。有他們在，我對女兒就放心了。”尹先生說。

然而，這種關系真的可以傳承嗎?

李捷枚的調查顯示，在師生關系的和諧、融洽度中，74%的被調查者認為師生關系“融洽”，26%的人對師生關系的狀況不夠滿意。在與導師的學習指導方面，僅有70%的被調查者表示可以隨時聯系導師，有20%的研究生“很少與導師見面”。

的確，在北京某高校就讀研二的吳優已經半年多沒見過他的導師了。

“她去國外做項目了，不知道什么時候回來。師兄師姐們畢業答辯她也沒有回來。”吳優現在最擔心的是自己的論文，如何寫才能達到發表水平?如何找雜志發表?他有很多疑問卻不知道找誰指導。

“她說論文問題發郵件溝通，但是離得太遠了，有時候郵件也不能及時回復，而且我在郵件中提的問題也沒解答清楚，只讓我去找相關文獻。”用吳優的話說，現在就等著“自生自滅了”，幾乎完全靠自己學習的方式他從研一就已經領教到了。

“老師項目多，很少才能見到，只有在開題之前組會是兩周一次，其他時候基本一學期見一次。開組會也都是在辦公室，而且每次去見她都誠惶誠恐。”吳優的師兄張康說，研究生3年，和導師只吃過一次飯，就是開學剛選導師的時候，更別提去導師家里了。

張康這樣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介紹他的導師，她是“謎一樣的存在”。

來自西北某高校的2014級研究生王彬情況差不多。研究生3年來，他獲得了“身心上的自由和學術上的悲哀”。幾乎從來沒有見過導師，因為他“太忙了，見他都要提前好久排隊預約，也不一定能見到”。

從開題到最終論文答辯，王彬的論文幾乎都是自己一個人完成的，“一次組會都沒有開過，自己寫完主動去找他或者發郵件給他，希望他能指導一下，但是也少有指導意見。”王彬說，雖然這讓我很自由，但是3年下來，我真正收獲到的指導和知識很少。

對此，王彬直言“選錯了導師”。最初王彬選擇這位導師是因為他深厚的學術背景，那時候王彬很想考博，想通過導師的指導和“關系”幫自己走學術之路。但現實是他見導師都很難，曾經對導師提起過考博想法的時候，導師只說了4個字“好好復習”，就再也沒有下文了。

“組會”在淡出今天研究生的學習方式

師生關系變了，或許不能說是人都變了，而是人與人之間建立新的信賴關系的成本變得高昂了，研究生和導師之間也是一樣。

華南農業大學黨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長蔡茂華在今年發表的名為《大眾化教育下研究生與導師關系的調查與分析》的學術論文中指出，“導師與研究生對師生關系的屬性認識存在明顯差異”。

文中指出，導師認為師生關系中，師徒關系和家長與子女關系是主要關系，占70%以上。但是，研究生認為師生關系中，普通師生關系和老板員工關系是主要關系，占50%以上。師徒關系、家長子女關系、朋友關系占不到50%。

鄧女士一直很欣賞自己父親和他的學生們的關系。她的父親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今年年初，父親走了，他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來了。上百名學生讓告別儀式的房間都站不下。

“父親在世時，每周都會有他的學生來家里吃飯，陪著退休的父親聊聊天，幫我父母打掃衛生，他們有什么工作生活上的疑惑也很樂意聽取父親的意見。父親的生日接近春節，每年年前，大家都會找個日子為父親祝壽。”鄧女士說。

如今，隨著80歲父親的逝去，鄧女士發現，舊式如父如母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正在走向終結。導師和研究生之間的溝通方式變了。

曾經，幾乎所有導師都會定期給自己的研究生開“組會”，這種每周一次的會議從學術交流延伸到生活指導，成了那個年代遠離家鄉的研究生們獲取信息和人生方向的唯一來源。然而對于90后研究生來說，導師已經變得不再是“導師”了。

《調查》顯示，曾經遍布校園的“組會”如今只有50%的被調查研究生還在進行，其他的導師指導方式包括實驗指導(30%)，另外還有郵件指導、電話指導、個別交談等。值得注意的是，師生個別交談僅占被調查者的10%。

王彬說，曾經對研究生的生活充滿憧憬，以為研究生導師是一對一的，無論學術還是生活，師生關系應該亦師亦友。但真正讀了研之后，發現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還不如大學老師時親密，“我是第一次當他的學生，但他已經不是第一次當導師了，可能沒有激情了。”王彬無奈地說。

不知從何時開始，導師與學生的關系變成了一種簡單的“責任”與“義務”，保證學生順利畢業就是老師的責任，學生的義務也就是按時完成論文要求，導師不再負責其他方面的教導。

鄧女士感慨：“以前，導師會用親情來輻射你，導師就像一顆恒星，永遠散發著光芒，學生們會自發地圍著導師。現在，導師不發光了，師生這段原本可以維系一生的感情也變成了一個為文憑而生的旅程。”

“你說，是導師變了，學生變了，還是這個時代變了?”鄧女士問。

(采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