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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組數據讓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徐耀又開始關注研究生就業問題：一是2012年，全國研究生計劃招生規模為584416人，其中碩士生517200人，博士生67216人，10年間研究生人數增長了一倍；二是從2009年起，研究生的就業率連續3年不如本科生。

這些似乎印證了徐耀此前的判斷。一年前，新生入學后，身為研究生導師的徐耀，在自己的博客上以兩個真實的事例提醒學生：通過考研來緩解就業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本科畢業于同一所大學，一名學生選擇直接去南方某家鋼鐵公司，一年后月薪8000元，工作有聲有色；另一名學生選擇讀研，畢業后再去應聘這家公司，竟無功而返，如今是月薪2000多元的“北漂”。

上述兩組數據被不少媒體以《研究生學歷貶值，就業率連年不如本科生》為題加以報道后，很快在社會上激起波瀾，有網友調侃：只有人民幣在升值，其他的都在貶值。隨即，諸如“研究生就業不如本科生，本科生就業不如專科生”、“研究生就業率降低，本科生望而卻步，不敢報考”等相關報道和評論紛至沓來。

事實真是如此嗎？近日，包括徐耀在內的多位研究生導師、教育學者、高校就業指導中心負責人員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均表示，這些說法值得進一步調查和推敲。

多個就業數據統計相互“打架”

這些人士首先質疑的是兩份數據的來源及其權威性。有關擴招的數據，分別出自教育部、國家發改委5月聯合下發的《201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計劃的通知》和《2003年教育統計數據》，前者顯示，2012年，我國研究生計劃招生規模達584416人；后者顯示，2003年，研究生招生總數為268925人，博士生48740人，碩士生220007人。兩者相較得出，2012年的招生規模比2003年增長了1.17倍。

這一源自權威部門的最新統計并未引起太多爭議，人們的質疑在于“結論數據”——在不少專家看來，“擴招”是“原因數據”，而“研究生就業率低于本科生”則是“結論數據”——“碩士生的就業率連續3年不及本科生”。

從最先發出這一消息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報道來看，其數據出自由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編著的《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經記者查閱發現，《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2004～2008)》包含的只有2004～2008年之間的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數據，并無2009年以后的數據，故不可能得出“研究生就業率2009年以后連續3年低于本科生”的結論；而《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2009～2010)》一書中的數據則顯示，2009年的博士生、碩士生的就業率分別是79.9%和81.2%，均高于本科生的79.6%。這與媒體所稱“2009～2010年，碩士生的就業率甚至不及本科生”的說法也不相符。

在互聯網上搜索發現，凡是提及“自2009年起，研究生的就業率連續3年不如本科生”的報道，大多是泛泛而談，僅有少數提及了具體的就業率。2011年9月發布的《河北省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報告》是其中一份：2009年，研究生、本科生、專科生的就業率分別為77.22%、86.72%、86.99%；2010年，研究生、本科生、專科生的就業率分別為80.55%、89.49%、85.53%；2011年前三季度，分別為55.27%、83.29%、80.14%。

但是，這類地方數據并不足以成為“碩士生的就業率不及本科生”在全國范圍內成立的有力證明。此外，從已經公開的數據來看，一些其他有關研究生與本科生就業率的數據統計存在相互“打架”的情況——

根據《2011年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分析調查報告》來看，2011年高校畢業生就業落實率呈現出“兩頭高中間低”的特點：本科生的落實率最低，為68.7%；博士生的落實率最高，為83.0%；其次是專科生，為76.7%；第三是碩士生，為75.3%。這份來自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就業統計就與“研究生就業率不如本科生”的論斷存在差異。

作為專門研究勞動經濟學的學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李長安對“碩士生的就業情況不如本科生”的說法持懷疑態度。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此前他看過一個有關教育收益率的調查，即每增加一年受教育年限收入增長的幅度。結果顯示，本科生月薪大多分布在2500～3500元，平均為2767元；而66.2%的碩士生的起薪集中在3500～5500元，平均月薪為4317元。研究生就業收入要遠遠高于本科生。

他不明白的是，收入這一重要的就業指標竟未放入一些研究生與本科生的就業情況對比之中。

就業率統計口徑五花八門，單就簽約率而言，研究生要遠遠高于本科生

這就涉及就業率以及整個就業情況的統計口徑問題。一直以來，高校就業率統計的科學性備受詬病，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對外公開的就業率往往是一個整體的數字，通過有限的信息，人們很難說清楚這個數字到底包含哪些具體的指標，其中的隱性就業和所謂的靈活就業，即“暫時找不到工作”的又占有多大比例。

看到研究生的就業率連續3年不及本科生的新聞報道后，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的第一反應便是詢問數據來自哪里，是否有科學的調查方法，而不是立即根據現有數據進行原因分析。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楊東平講起了研究生擴招與本科生擴招之間的簡單聯系。他認為，研究生擴招是本科生擴招的一種后果：2002年以后，原本擴招的大量本科生進入就業市場，在就業市場還未形成較強的消化能力之前，作為消化本科生的一種對策，研究生吸納了很大一部分本科畢業生，導致研究生不斷擴招。

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比研究生與本科生之間的就業率并無太大意義，如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邢春冰所言，“如果這些人不讀研究生，本科畢業后又會怎樣呢？”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就業率統計中，繼續升學深造被視為已就業，而眾所周知，本科生讀研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碩士生讀博。

以上海市一所985高校的內部統計為例：截至2011年8月31日，該校連續3年的本科生就業率分別是92.10%、95.15%和94.68%，研究生的則是96.73%、98.14%和97.45%，這一數據已與“研究生就業率連續3年不如本科生”的說法背道而馳。

而細看這份就業統計可以發現，研究生的就業情況未必不如本科生，甚至會遠遠好于本科生。以該校2011年的就業數據為例，研究生總數為3487人，其中升學和出國人數分別為118人和187人，簽約人數為2428人，占總數的69.63%；反觀本科生，總數為3044人，其中升學和出國人數分別是852人和760人，簽約人數則僅有1149人，僅占總數的37.74%。這意味著，從傳統意義上的就業指標即與第三方法人簽約的數量來看，研究生的就業率可以達到69.63%，本科生僅有37.74%，而超過50%的本科生都要通過在國內或者國外讀研深造來“完成”就業。

類似的比例在該校2009～2010年的就業率統計中也能看到，連續兩年，該校研究生簽約人數占總數的66.99%、68.95%，而本科生的簽約人數僅占總數的43.10%和37.69%。

在李長安看來，考研升學已成為當下本科生畢業后的重要“出路”，乃至造就了本科生較高的就業率，人們對此并非不了解，而一旦談及具體的就業率時，更多地只看整體，卻很少細究其中工作簽約的比率。

楊東平還提到一點：不同的學校和不同的學科就業情況差別相當大。一些重點高校，尤其是“985”、“211”高校的研究生，其培養質量相對較高，就業問題并不突出，但是在宏觀統計中，由于地方院校“占大頭”，可能會拉了整個研究生就業率的后腿，畢竟，地方院校在研究生培養質量上相對較差，結構性的問題可能更突出。

對比就業率時，還有許多需要注意的細節。比如人們看到的多是初次就業率，即截至畢業生畢業當年8月份的就業情況。而在李長安看來，研究生就業相對本科生需要更長的“蟄伏”期，因此在初次就業率上并不占優勢。另有分析表明，博士研究生的初次就業率相對較低，這也拖了整個研究生就業率的后腿。

就業率低成學歷“貶值”發泄途徑

盡管高校畢業生就業率“注水”早已不是新聞，社會并不相信就業率的統計數字，但“研究生就業率不如本科生”的消息還是被大肆傳播，其背后暴露出研究生培養的問題值得深思。

盡管楊東平不愿將就業率與學生的培養質量聯系在一起，也很難看到其中有哪些深層次的因果關系，但他依然相信，當下的研究生培養出現了大問題，以至對其就業率的解讀都要成為學歷“貶值”的發泄途徑。正如不少網友評論所言：研究生教育已經“摻了水”。教育部門在對大學本科擴招踩剎車的同時，又攤大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餅”；而當前大學教育質量下滑，形成了“一屆不如一屆”的貶值鏈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研究生的擴招，并不是從研究生本身的教育規律出發考慮，而是在一味地追求辦學規模、辦學政績和現實利益，使我國的研究生教育30余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美國100多年的路，實現了“趕美超英”的目標。一個重要的佐證是——

國務院學位辦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獲準授予學士學歷的大學有700多所，美國有1000多所，但我們擁有博士授權資格的高校超過310所，而美國只有253所。

熊丙奇告訴記者，按照這種思路發展下去，研究生教育質量下降、研究生就業前景不佳的情況還將進一步惡化。

在一家科研院所的科技創新討論會上，科研人員在討論起人才培養和人事晉升制度時，紛紛抱怨近幾年學歷貶值現象。他們認為，當前國內多數單位通過多種計劃和名目來聘請國外留學人才，這不僅加速了國內高學歷人才的貶值，對國內人才培養整體路線也是一種沖擊。甚至有科研人員在博客中以“要想念博士，就去國外念”為題發文，并在文章結尾寫出了另一個擔憂，“如果國內對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再無統一規劃，恐怕海歸急速貶值的時代也要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