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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楨是一代科學宗師，同時也是一位科學精神的弘揚者。1937年初，竺可楨和中國科學社的同仁編了一部書，名為《科學的民族復興》，竺可楨還給書寫了“序”和“結論”。這本書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書出版沒多久，社會學家孫本文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就對書作了高度評價，他說：“該書編制極審，內容至為切實，各篇都有精彩。竺先生之序，詞義并茂，讀之鏗然，足使學者油然而生民族復興之思。”在書中，竺可楨號召“以科學方法研察吾國民族”，包括本民族的歷史、地理、人種、文化、習俗等等。

這其實也是竺可楨一生秉持的觀點。在他看來，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衰弱與缺乏科學文化有很大關系。“故以后當以固有之民族自信力，去樹立科學文化”。或者說，要實現“中國科學化”。而這個目標，“不是僅僅靠幾個專門科學的人去努力就行的，必須得要社會民眾、政府當局共同努力才行”。很關鍵的一點在于“民眾頭腦的科學化”，也就是說要使民眾養成科學的態度和應用科學的方法。

1935年，竺可楨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國科學社第二十次年會，并作了一次《利害與是非》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明確說，當年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以為造船制炮就可以和西洋文明抗衡，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是錯誤的。科學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事，而且是一種“空氣”。“科學是等于一朵花，這朵從歐美移來的花種植必先具備相當的條件，譬如溫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這種花的氣質才能夠生長。”所以，中國的科學化要先問中國是否有培養科學的“空氣”。“培養科學的空氣是什么?就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是什么?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就是說，只求真理，不管個人的利害，有了這種科學的精神，然后才能夠有科學的存在。”竺可楨說，一般人碰到“是非”和“利害”相沖突的時候，難免“利害”之心壓倒了“是非”之心。作為一個氣象學家，他發現當時各省的氣象記錄經常是不夠準確的，負責氣象調查和記錄的人，“往往貪于個人的便利，不顧事實如何”，他很沉痛地說，“這種習慣一日不改，中國的科學就一日無望”。

竺可楨認為，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科學精神的養成，關鍵在是求學時代受到的訓練。就在這篇演講發表之后那一年，46歲的竺可楨被任命為浙江大學校長，這為他在青年一代中塑造科學精神提供了機遇和舞臺。竺可楨擔任浙大校長達13年，就像蔡元培、梅貽琦對北大、清華的精神重塑一樣，他的人生也和浙江大學融為了一體。在他的主持下，浙江大學經受住了抗戰硝煙的洗禮，崛起為“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被譽為“東方劍橋”。

浙江大學的前身是創建于1897年的“求是學院”。“求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之一，《漢書》中有“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之語。作為浙大的校長，竺可楨對浙大最大的貢獻是擦亮了“求是”這個傳統品牌，對古老的校名作了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解釋，并將其刻進了浙大風骨之中。

1939年2月4日上午七點半，當時的浙大正在西南流亡途中，竺可楨召集一年級全體學生談話，以“求是”二字為主題給新生們作了一次演講。他提出，“求是”是浙大的校訓，“這是我們所懸鵠的，應視為我們的共同目標”。而所謂“求是”，不僅限于埋頭讀書或是在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深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只眼，來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盡吾力以行之，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他說，西方的文明史上的先驅如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牛頓、達爾文、哥倫布都是靠著“求是”精神而取得最后勝利的。1941年，在《科學之精神與方法》中，竺可楨更明確地強調，“提倡科學，不但要知道科學的方法，而尤貴乎認清現代科學的目標。現代科學的目標就是探求真理。科學的方法可以改變，而科學的目標卻永遠不能改變，這就是科學的精神。”具體來說又包括三個方面。第一，“不盲從，不附和，一以理智為依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御，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第二，“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第三，“專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茍且”。這三種態度，是科學史上作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們所共有的。現代中國的國民尤其是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大學生，同樣需要培養這種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楨是在廣義上理解“科學精神”的，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學，比如，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史學就具有科學精神，“因為中國的太史，一向是主張秉筆直書”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竺可楨對科學精神的呼吁和倡導，在本質上依然是為民族復興找到一個文化上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