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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3 日，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城南莊，苗衛芳(左一)與父母在柳樹溝村的老家。將近五個月之前，苗風山(苗衛芳的父親)曾在此服毒自殺。攝影/ 陳建宇原題：“迷失”的高學歷農村生

農村長大的苗衛芳把讀書作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但研究生畢業后，他不得不回家種田，老父因此而絕望服毒。在這個教育制度和個人性格誘發的悲劇背后，有對“知識”能否改變“命運”的質疑，有對底層學子“上升通道”是否暢通的擔憂，亦有對“成功”與“成材”標準觀念的警醒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苗衛芳在河北大學校園里顯得有些突出。

頭發發白、臉上已爬了些皺紋的他和一群90后的學生一樣，圍在人工湖邊讀書；但一身灰藍色的外套又臟又舊，手邊裝書的是一個買菜用的布袋，這讓他看起來也不像是大學老師。

事實上，苗衛芳是去年在這里畢業的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今年41歲。10月12日，他因為一段視頻短片，成了全國媒體的新聞點——研究生畢業回家種地，老父因此絕望服毒。

十幾天來，苗衛芳每天要接受全國兩到三家媒體的采訪，幾乎每位記者，都會問他這樣的問題，“你覺得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嗎？”

“從我這個悲劇來看，不能。”但在苗衛芳看來，自己的人生又很難會有另外一種選擇。

苗衛芳研究生階段的學歷學位證書。攝影/陳建宇“要成為一個文化人，父輩不是，自己要是”

秋初的華北平原顯得一片荒涼，莊稼地早已收割完畢，只有馬上要落地的紅葉給整個村莊帶來了零星的生機。

這里是苗衛芳的老家，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城南莊柳樹溝村。從市里到縣城要300多里，之后要走一條不斷盤旋的山路，直到太行山深處，才能找到這個不足百人的村莊。

41年前，苗衛芳在這里出生。在這個革命老區，就算再窮困潦倒，家家戶戶也都掛著大幅嶄新的毛主席像。

當年，只有小學文化的苗風山和妻子靠種地糊口，供兒女三個上學，但只有小兒子苗衛芳念書好，小學畢業那年，在整個城南莊都名列前茅，考上了鄉里的重點初中。

好消息傳得快，整個村的人都稱贊，“老苗家出了個天才啊！”“這孩子太棒了”?這把苗風山高興壞了，那時，苗風山就把期望都落在兒子身上，“能學出來、考出來，出人頭地”。

從此，苗衛芳成了全家的重心。每年老兩口靠種地、賣糧食有三四百塊錢的收入，其中二百多塊用于小兒子的學費和零花錢。每個月母親都利用趕市集的空當去鄉里看兒子，每次兒子回家，父母都把家里最好吃的給他帶上，再額外塞幾毛零用錢。小學以來，每年苗衛芳得的獎狀，都被貼在家里最顯眼的位置。

但上了初二，數學開始難了，苗衛芳覺得特別吃力，幾次考試都不及格，每個月他拿著成績單到家，都挨一頓打。壞消息比好消息傳得更快，村里人議論著，“這孩子不行了，不行了?”每次吃飯，母親也是叨叨個不停，“要用功啊！”

不管苗衛芳怎么努力，理科成績就是上不去，“我考不上大學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這想法告訴了父親，沒想到苗風山什么也沒說，默認了現實，“他那時候已經對我不抱期望了”。

輟學以后，苗衛芳和村里大多數同齡孩子一樣，到縣城打工，成了“農民工”一族，搬磚、拉水泥?可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是，他手里面總拿著本書來看，“沒書看難受，睡不著覺”，不多久，苗衛芳覺得，或許有朝一日自己還能上大學。

于是，他撿起高中的數學課本，沒日沒夜地看，早上四點起床看書，六點上工地，晚上八點下班之后，他回到工棚又躺在床上接著學。但直到27歲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有機會完成大學夢。

1997年，為了能賺更多的工錢，苗衛芳跟著鄉親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在那里，他第一次聽說成人高考。苗衛芳覺得機會來了，他放下所有活兒，“脫產”復習了三個月，轉年，順利地考上了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管理干部學院。

整整兩年，3000元的學費，苗衛芳只湊夠了400塊錢，為此，他到現在都沒拿到畢業證。但苗衛芳還是心滿意足，“這下，我就能找個跟知識有關系的工作了。”畢業后，他回河北老家，在縣里的中學做代課老師。

代課老師每個月工資只有240元，還不如當農民工賺得多，但他干得起勁兒，“要成為一個文化人，父輩不是，自己要是。”苗衛芳覺得，這是改變自己命運的起點。

“私立學校老師和農民工沒有本質區別”

當代課老師，從生活上來看，苗衛芳的生活只是從集體工棚搬到了集體宿舍，但他的心態卻有很大變化，“你知道的，教師這個職業可是神圣而高尚的”，在他的觀念里，從以前到現在，教師都是受人尊敬的職業。

可很快，現實打消了苗衛芳的憧憬。

做了一年代課老師之后， 為了多賺些錢，苗衛芳開始去私立學校任教，一干就是六七年。私立學校老師每個月400元錢的工資，比公立學校多100元，兩三個月之后，又翻了一番，但漸漸地，他發現了私立學校老師和公立學校老師有著極大的區別：在私立學校，學生是上帝，老師沒地位。

私立校不允許老師跟學生發生沖突，如果產生矛盾，老師要主動道歉，有的老師還因此被開除。苗衛芳雖然沒出過大亂子，但小矛盾不斷，自己沒少忍氣吞聲。

“老師怎么能受這種待遇？”苗衛芳接受不了，很快，他發現差距不僅如此。

有些私立學校寒暑假不發工資，“這是違法的”，苗衛芳念叨起曾經背過的法律條文，“老師應該帶薪休假，不分私立、公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六章待遇第二十五條規定，教師平均工資水平應該不低于或者高于公務員工資水平”，憑借這一條，苗衛芳覺得，按照國家規定，老師是社會地位最高的職業，“比公務員還高”。

現實并不如他所愿。

六七年來，苗衛芳幾乎是一年換一個地方，有時是被學校開除，有時是自己請辭。比如，苗衛芳在保定的一家私立學校任教時，一次全體大會上，包括后勤人員的二三百名老師正在聽領導講話。這時，一個五十多歲的女老師在會上接了個學生家長電話，被打斷的領導對女老師破口大罵。苗衛芳難以接受，“一個規范的企業領導不應該這么不尊重人”；私立學校灌輸“學生是上帝”的思想，苗衛芳也覺得為難，“既不能得罪領導，也不敢得罪學生”；苗衛芳也不習慣學校的一些人事氛圍。有的同事會跟校長打小報告，在背后說別人壞話，如管理學生不好、教學時讀別的書、課講得不好，甚至自己打飯的行為都能成為別人議論的話柄。

時間一長，苗衛芳覺得，私立校老師在本質上跟農民工沒有任何差別——流動性大、不穩定，“這不是我自己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

他把社會上的所有工作分成兩類——打工的和能做主人的，區別在于，后者不會“隨便就被開除”。比如，私立學校老師是打工的，公立學校老師是主人；編外記者是打工的，在編記者是主人；公司高管是打工的，有紅利和股份的職員是主人；農民工和富士康的工人是打工的，公務員是主人……

這樣看來，苗衛芳覺得自己從農民工到私立學校老師，并不算改變命運，他希望能當一名“能做主人”的老師。

2008年，苗衛芳37歲了，已經通過了自考專科、本科的考試，他決定考研，期待在考取研究生之后，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學歷高就能找到更合適的工作，這是合理的，不是嗎？”苗衛芳說。

“想引起社會對我們草根研究生群體的關注”

苗衛芳報考了河北大學的全日制研究生。他一舉成功，被錄取進中國近現代史專業。

初試成績出來時，他回老家準備復試，并把好消息告訴了父親。可沒想到，苗風山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考上，就去讀吧”。苗衛芳有些意外，父親還不如自己小時候考上初中時興奮。

村里人的反應，也出乎他意料，“都這個歲數了，考上研究生有什么用？”老人們并不看好這能給苗家帶來多大改變。

只有苗衛芳自己覺得光耀門楣了。

這么多年來，村里也有人通過其他途徑改變了命運。有的年輕時當兵，后來當了官；有的去大城市打工，后來賺了大錢。苗衛芳的兩個叔叔，一個是縣里面的交通局局長，一個是村里面做蜜棗生意的“百萬富翁”，姑姑則是縣一中的老師。

整個村子十幾戶人家都是磚瓦房，只有苗衛芳一家到現在還是土房子，靠近山的上端，與整個村子格格不入。

這些在苗衛芳看來，都叫做“競爭壓力”。他也曾經試過做生意，賣豆腐、做面條?可屢屢失敗。成為研究生，畢業后找個好工作，成了他“超越別人”的希冀。

剛一入學，苗衛芳就打聽往屆畢業生的就業狀況，結果讓他十分掃興，沒幾個符合他的要求，“或許到我那一屆就會有好轉”，他始終抱著期望。

從研究生二年級開始，苗衛芳就開始找工作。

按照他的職業分類理論，最理想的出路是當公務員或進事業單位。但是，公務員招考一般要求年齡在35周歲以下，他沒有入選資格，不僅如此，就連一般招聘單位的年齡上限，苗衛芳也超了不少。

去年4月，研究生還沒畢業，苗衛芳就回了老家，專心完成自己的長篇小說《二月蘭》，這是以自己為原型，描寫代課老師故事的小說，沒有出版社出版，他就自費印了1000本到處自薦。

父親看不懂這些，他把兒子的書舉起來端詳一陣，又放下，覺得拿到了畢業證，再加上有了作品，兒子一定能找到工作。

苗衛芳終于畢業了。公立學校的工作還是沒找到，他希望能有文聯、作協這樣的單位接收他，適合自己寫作，這個想法當然也不現實。

又在私立學校勉強干了幾個月后，苗衛芳決定辭職，回家種地。在他看來，這雖然憋屈，但順理成章，“父母身體不好，干不了活了，只能我來”。

這成了壓倒父親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老兩口因為治病和兒子上學，幾乎花光了家里的積蓄。但到頭來，無論苗衛芳的命運，還是全家人的命運，都沒有任何改變，父親絕望了。

5月25日，苗風山吞下了100片安眠藥。

苗衛芳剛剛回家種田時，有一位拍客朋友曾給他拍過一個視頻，并放到了網絡上，但反響平平。這次父親出了事兒，被搶救過來之后，這位朋友聞訊又來了。很快，這個標題為《研究生畢業回家種地，老父親氣絕服毒》的短片，招致了眾多關注。

有人質疑他借此“炒作”。苗衛芳糾正說，“傳播視頻只是想引起社會對我們草根研究生群體的關注，這不是炒作，詞性不一樣”。

“游走于城市與農村之間，我像個異類”

事件爆發后，家里人都埋怨苗衛芳。嫂子覺得他“自己不爭氣，做事不腳踏實地，還家丑外揚”，害得自己在這么個山溝溝里抬不起頭來做人。父母也不堪媒體頻擾，躲到了出嫁的女兒家。

前幾個月，苗衛芳回老家拾掇這一季的玉米，父母甚至哄他回城里，“快走吧，找工作去吧”。

事實上，苗衛芳自己也覺得在老家呆不下去，全家人除了自己連小學文憑都沒有，跟他們聊心事，也沒人能理解，自從一位在老家的初中同學出車禍去世后，他在老家連個可以聊天的對象都沒有。

就連吃飯，他和家人也吃不到一塊。見識多的苗衛芳喜歡粗糧，每餐單獨用紅薯葉和玉米面做成“疙瘩”吃，但老父母看不慣，他們吃了一輩子粗糧，好不容易有能力吃上細糧白面，怎么能倒退呢？

他跟村里人說，種地不要用化肥、除草劑，這樣的食品才“綠色健康”，周圍人都把這當成笑話。

苗衛芳覺得自己已經不屬于農村，可讀了研究生拿到了城市戶口的他，在城里也找不到位置。他沒有正式工作，只有一個石家莊作家協會會員的身份，他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文友交流，談文學、談創作、談政治體制改革、談民主與法治，樂此不疲……但他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離開那個圈子，他仍然要回到城市郊區幾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和農民工住在一起。

唯一能夠區別苗衛芳與普通農民工的，是他起早貪黑地讀書復習，就像20年前一樣。他的目標是考取縣城公立學校教師崗位——他已經認定了，這是自己命運獲得改變的標志，是一份“做主人”的工作。

苗衛芳在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大清河水系與津保內河航運研究》中，寫了這么一段自我介紹，“世事尚不洞明，人情亦未練達；平生惟知耕田以奉親，讀書以自娛，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雖潦倒落魄，坎坷蹭蹬，仍矢志不移，弦歌不輟。”

這天，苗衛芳從河北大學校園里騎車回租屋，在城郊路過一家火燒攤，他停下買了火燒充饑，吃到一半，抬頭問同行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你說我屬于哪兒？游走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像個異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