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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012年考研報名及錄取人數

25歲的王晶晶考上河北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后，他的父母擺了場酒席請親戚朋友吃飯。她是家族里第一個考上研究生的孩子，王晶晶清晰地記得大家看她父母時流露出的羨慕神情。

可在她碩士畢業后，她的父老鄉親們卻沒有心情再贊美她，因為3年后，她成為家里第一個失業的人。

王晶晶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一看見我，很多人就會想我的研究生白上了。”

事實上，王晶晶并不是沒找到工作，畢業后她順利應聘到一家廣告公司做文案策劃。這是她第一份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她依然滿懷激情、斗志昂揚。用她的話說：“希望通過這份工作盡快融入社會。”

工作半年后，由于不堪忍受微薄的工資待遇和超強度的工作壓力，她毅然決定辭職。

從廣告公司辭職后，王晶晶應聘到一家網站做編輯。工作沒3個月，她又辭職了，原因是公司人情味太淡，勾心斗角，讓她無法適應。這次辭職后她沒再繼續找工作，而是收拾行囊回到老家。

連續兩次就業失敗，幾乎打掉了她所有的積極性。當她看著研究生畢業的自己和一群本科生、專科生，甚至中專生干同樣工作的時候，一股不平衡感油然而生：“總覺得自己的付出沒有得到回報。”

和她一樣迷惑的，是近年來備受詬病的研究生教育。

據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聯合下發的《201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計劃的通知》顯示，2012年我國研究生計劃招生規模達584416人，其中碩士生517200人。與2003年的26萬多人相比，10年間翻了一番。

與此同時，報考研究生的數量又在迅猛增加。2012年報考碩士研究生的人數為165.6萬人，比2011年又增長6.9%(14萬人)，創歷史新高。

隨之而來的，碩士生就業率低于本科生，一個導師帶十幾個學生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面對碩士研究生擴招帶來的結果，更有人心酸地調侃：你猜得到開頭，卻猜不到結尾。

就業：曲線就業遭遇曲折

正午當頭，碩士應屆畢業生王亞明身穿從同學那里借來的職業裝，步入一家公關公司，接受總經理助理崗位的面試。

從年初開始，這是她參加過的第16次應聘面試，其間一共經歷過8家公司的招聘，但都沒能如愿以償。

王亞明擁有吉林省某名牌大學碩士學歷，她夢寐以求的理想工作，是在北京找到一份和專業相關的工作，過上相對有保障的生活。

起初在9個事業單位的招聘考試中，王亞明都以較高的成績進入面試，但在面試環節，卻屢遭拒絕。這使她逐漸對進入事業單位的想法有所動搖，開始陸續參加私企的招聘。

參加過一些著名私企招聘后，她還是沒能如愿以償。單位反饋給她的信息是，招聘崗位看重的并不是較高的學歷，而是較強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經驗。

對于剛剛畢業的王亞明來講，這恰恰是她的短板。王亞明覺得自己是個碩士生，不能輕易安置自己。在有些跌宕的應聘過程中，王亞明對前途有了些許迷茫。

王亞明對記者說，研究生就業受到了博士生和本科生的“兩頭擠壓”。想從事研究工作，但現在高校、研究院都要博士生，不要碩士生；而企業招基礎性崗位，更青睞動手能力強的本科生。即使是企業需要研發人員，也會選擇與科研院所合作，不會用剛剛畢業的碩士研究生。

“有些同學后悔讀研：還不如本科畢業就工作，也不至于落到現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王亞明沮喪地說。

比王亞明更加沮喪的，是河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08級碩士研究生苗衛芳，41歲的他曾因考研成功而成為保定市阜平縣柳樹溝村的驕傲，如今卻成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2008年，苗衛芳報考河北大學全日制研究生，一舉成功，被錄取進中國近現代史專業。

苦讀3年畢業后，苗衛芳沒能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便回到村里種地。父親苗風山氣急之下，服毒自殺。所幸搶救及時，父親起死回生。

苗風山老兩口也“后悔供兒子念書”，他們原本期望孩子畢業后能有一個好的工作改變家里的貧困狀況，可到頭來他又回到村里種地。面對村民的閑言碎語，他們感覺壓力很大。

2008年，也就是苗衛芳考上研究生那一年，教育部開始對高校擴招進行反思，并且首次表示1999年決定的全國高校大規模擴招太急促。但2009年，在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研究生的招生規模開始擴大。

苗衛芳的研究生經歷，躲不開研究生擴招的洪流。

本科生擴招之后，我國一躍成為世界上高等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但是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開始出現，高等教育走上了粗放型發展的路子。

2012年4月20日，教育部明確提出，今后公辦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規模將保持相對穩定，持續長達13年的高校本科擴招就此畫上句號，但研究生擴招卻愈演愈烈。

資料顯示，2012年全國共招收58.4萬名研究生，與2007年的44.9萬人相比，5年間研究生招生規模增長了30%，比2003年翻了一番。

來自《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考研人數首次突破百萬人。自此，直到2009年，碩士生就業率連續下降。2009年至2011年，連續3年碩士生的就業率甚至不及本科生。

一份來自江蘇省人才市場的統計也證實了這種尷尬：2011年高校畢業生中，研究生就業率為86.62%，本科生為90.30%，專科生為94.10%，研究生就業率低于專科生就業率近8個百分點。

大學教育的“餅子”越攤越大，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日趨嚴峻。有用人單位指出，當前大學教育質量下滑，形成了“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碩士，5年前的碩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的貶值鏈。

師資：導師不堪重負

面對研究生“擴招”，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唐凌教授很憂心：“擴招給師資力量不足的學校帶來了新的壓力，以前是一位導師指導兩至三名研究生，現在一些學校甚至發展到一位導師指導20名至30名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論文質量的下滑趨勢迫切需要引起重視。”

近幾年來，媒體頻頻報道，稱一名教授帶十多名甚至數十名研究生，有些學生一年也沒見過導師幾回。“一個人帶這么多學生，怎么可能培養出好的人才來。”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良榮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現在研究生教育的情況是——導師不堪重負，學生怨聲載道。

李良榮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1979級的碩士研究生，他的導師是著名的新聞教育家王中。“他(王中)當時只帶我一個研究生，我每周都要去他家3次。”

李良榮已經帶了十幾年的研究生，“過去一年只帶一兩個研究生，我會把他叫到家里來，給他出選題，教他怎么寫論文”。

現在李良榮每個星期也會把他的研究生叫到家里來“開小灶”，只不過從原來的“一對一”變成了現在的“小班”。

“以前我是主動找學生，現在只能被動地被學生找。”李良榮說，“我現在沒有那么多題目給我的研究生，只能是他們有問題了來找我，我再給他們解答。”

李良榮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每年4月份是他最“痛苦”的一個月，“學校一般要求4月28日上交碩士論文，學生一般會在4月上旬把論文交給我，我一個月內至少要看七八篇，每篇10萬至12萬字，我每天看論文要看到凌晨3點，看得嘴唇發紫”。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包括北大、浙江大學、武大、華中科大等6大高校在內，每年招收研究生規模在6600人以上，這意味著，這些高校研究生在校規模達近兩萬人，其他萬人規模的高校更是不在少數。

這么多的學生，師資力量如何？2008年，5年一次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表示，我國15.7%的研究生導師指導的在讀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還有近1%的導師指導的在讀研究生在20人以上，有的甚至達到30人。

在一項對高校導師的調查問卷中發現，經濟、法律、管理等熱門專業，一位導師名下的在校研究生人數超過20人的比較常見。另外，一些教師為了增加收入忙于在外“走穴”，開辦或參與各種培訓班、輔導班，一身兼多職。這種結果，直接導致研究生的質量下降。

中國傳媒大學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給法治周末記者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末讀研究生的時光，語氣中多了幾分感慨。

“那時候導師總共才帶4名學生，我們經常在導師書房聆聽老師授課，到飯點大家圍在一起吃飯，其樂融融。現在我每級帶七八個研究生，最多的時候帶過10個。我自己還要做學術研究，分身乏術，實在做不到對每個學生都悉心培養，并且現在研究生自身的能力也有很大問題，能踏實做學問的太少。”這位教授說。

上述教授指出，擴招給高校研究生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教育資源緊張，包括師資力量、科研設備、經費等；二是生源門檻降低，學生整體水平下降。

稀釋教育質量

《一位教授：我向“擴招”投降》的網帖則說的更直白：“我以前上課一直是天馬行空，因為我相信，所謂教授，一是要有自己的學術思想，二是要善于啟發學生獨立思考。但是，一間教室80個以上的學生如黑云壓城，我只能重新開始填鴨式的滿堂灌。我不記得他們中的任何人，他們也不會記得我講過的任何事，大家只是在一起為GDP做貢獻。拿大學當鄉鎮企業，我不得不投降；拿學術建設當流水線，追求‘規模效應’，我不得不投降……”

研究生擴招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教育質量，在導師越來越“忙”的同時，研究生的論文也越來越“水”。

在教師層面，他們共同的感受是很多研究生無心向學。5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發表博文《走過場的大學》，稱“無論是設計，還是論文，都是糊弄，而且已經糊弄很長時間了”，“很多答辯會，就變成恭維大會，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張鳴認為，出現這樣糊弄式的教育，關鍵是體制原因，高等教育從本質上講，是個嚴進寬出的結構，“加上這些年擴招，大學膨脹，蘿卜快了不洗泥，寬出，就更加寬得沒邊”。

而在學生層面，用人單位既要求高學歷，又要求經驗豐富的實習經歷，讓他們無所適從。“這讓我們在讀研期間把大量的時間放在了實習上面，論文最后只能糊弄。”王亞明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研究生擴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本科生就業難，但高校主要還是看中了研究生招生巨大的生源市場，迎合了社會上畸形的高學歷消費需求。

熊丙奇介紹，從2011年的畢業人數來看，北大、中科大、清華等10所高校的研究生畢業人數，都超過了當年的本科生畢業人數。其中，中山大學的研究生畢業人數比本科多3300多人，中國人民大學、中南大學多出2800多人，北大多出2500多人。這就是說，至少3年前，這些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就超過了本科生。

有評論指出，如果沒有培養制度和教育內容的改革，僅僅是追求數量增加，研究生擴招很可能重蹈本科擴招的覆轍。

盡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不愿將就業率與學生的培養質量聯系在一起，也很難看到其中有哪些深層次的因果關系，但他依然相信，當下的研究生培養出現了大問題，以至對其就業率的解讀都要成為學歷“貶值”的發泄途徑。

在熊丙奇看來，研究生的擴招，并不是從研究生本身的教育規律出發考慮，而是在一味地追求辦學規模、辦學政績和現實利益，使我國的研究生教育30余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美國100多年的路，實現了“趕美超英”的目標。

一個重要的佐證是——國務院學位辦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獲準授予學士學歷的大學有700多所，美國有1000多所，但我們擁有博士授權資格的高校超過310所，而美國只有253所。

面對導師不堪重負、學生怨聲載道的現實，專家呼吁，研究生教育亟待由規模擴張向內涵發展轉型。一方面擴招要緊急“剎車”，另一方面提質需“加速”。

考研五大怪象：

◎“怪象”之一：整班去考研

◎“怪象”之二：考研是為了家長

◎“怪象”之三：“裸考”上陣，只想碰碰運氣

◎“怪象”之四：執意“再戰”，不惜放棄已得到的錄取機會

◎“怪象”之五：大一動手，沖刺四年只為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