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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村官，是推動新農村建設的一支新生力量。他們融入基層隊伍中，對于基層干部的學歷水平提高和年輕化都有著積極意義。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區從2011年起，連續2年高薪招聘名校研究生到村居實習并留任，試圖借此來解決村居干部在年齡和知識結構上的問題。一年多來，這些年輕村官把新技術、新思想、新理念帶到了村里，給村居管理帶來了喜人的變化。但高學歷人才到村居工作能否人盡其才？是否有好的制度保障留住人才？

28日一大早，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區召開黨工委會議，最終敲定了進入該區村居實習的30位研究生名單。

“這次新站區從中科大等5所大學應屆研究生中定向招聘畢業生到村居實習，期滿經過考核將直接到村居任職。”新站區管委會副主任汪晴說。在他看來，“這次招聘是新站區人才引入機制的創新。”

年薪8萬元，雖然只是村官，也吸引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名牌高校畢業生180多人。

村官年薪8萬元

“績效占40%，年終考核合格才發”

“去年入職的38人僅有1人辭職”

經過2010年區劃調整，新站區管轄面積增加到204平方公里，下轄村居達46個。“在村居近400名工作人員中，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只有19人，平均年齡在45歲以上。有些干部僅能應付日常工作。”汪晴說。“過去村居的干部都以祖居居民為主，宗族關系復雜，有些村居形成宗派，這也不利于維護基層公平，保障所有人的利益訴求。”新站區黨工委辦公室副主任劉大清說。

“村居干部大多年齡較大，知識結構老化，處理問題缺乏靈活性，尤其是面對征地拆遷等問題，由于缺乏法律知識，處理方式容易簡單隨意。”合肥市新站區管委會主任李武好的想法是：通過招聘研究生村官，來解決村居干部年齡結構、知識結構存在的問題。

“2011年，新站區就面向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12所重點高校招聘村居干部。”汪晴說，面向名校招聘村干部，當時管委會一班人顧忌不少，也不太樂觀，沒想到最后報名1100多人，完成定向招聘38人。

由于2011年招聘情況不錯，因此今年提高了門檻，研究生才能報名。“去年招聘的一大半也是研究生，經過實習考核合格的才可以留在村居任職，研究生年薪可以達到8萬元。”汪晴說：“兩次招聘的大學生大多是名牌高校的研究生，不少人來自北京和上海的高校，8萬元的年薪應該是與之相匹配的。當然，這其中還有40%屬于績效，年終考核合格才能發放。”汪晴介紹。

8萬元的年薪，比村居其他工作人員乃至管委會不少工作人員都要高，最重要的還是為了人才能留得住。去年入職的38人僅有1人辭職。

——新站區勞動人事局副局長王斌

能否呼應基層期待

“跑到全村的狗見到我都不叫了，工作算邁入正軌”

“很快把新技術、新思想、新理念帶到了村里”

研究生村官們能實現新站區領導們的期待嗎？

賈旭東是2011年入職的大學生村官里面年紀最大的，大家都喊他“班長”。不過，剛入村“班長”就傻了眼。“到村之后上廁所，發現廁所是坑，沒有大門。”賈旭東笑著說，“后來想，既然下決心到村里來，總不能被個茅坑嚇回去。”

后來，賈旭東發現，要克服的困難還很多。“不說開展工作等方面的困難，村里不少人家養狗，入戶攆著你跑。”回想剛到村里時，賈旭東哭笑不得，“啥時候跑到全村的狗見到我都不叫了，工作就算邁入正軌了。”

帶著這種“跑到狗不咬”的思路，賈旭東很快跟村民無話不談了。“在了解到村里老年人心理孤單的問題后，我廣泛發動志愿者，先后有80多名志愿者來到村里，為老人表演節目，給老人提供心理慰藉。”

8月，在新一輪社區選舉當中，工作不到一年的賈旭東被選舉為瑤海社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現任新站區沿河村黨總支書記的周長是安徽大學物理學碩士，他同時還是社區黨委委員。“剛工作的時候，村兩委班子都把我當娃娃看，很少有人來說工作的事情。”周長說，“村里關系復雜，尤其在處理一些涉及利益的問題時，粗話啥的沒少聽。但工作還是得干。”

和賈旭東、周長一批入村的年輕村干部，如今都在村里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新站區三十頭社區羅巷村支部副書記夏夢學的是管理學，剛到村里時，感覺到村里各項制度零散、隨意，考勤、報銷、用車等都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我知道流程管理的重要性，所以很快和村兩委領導商量完善制度的事情，也得到了大家支持，現在羅巷村日常工作基本樣樣有章可循。”夏夢自豪地說。

“這些入村的大學生村官，很快把新技術、新思想、新理念帶到了村里。”汪晴笑著說，“年輕村官利用制度把村里的好做法固定下來，還帶來了‘留守兒童之家’、‘志愿者服務’等新項目，他們給村居管理帶來了喜人的變化。”

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從“執行者”變為“決策者”，既考驗大學生的適應能力，更考驗年輕村官扎根基層的決心。

——新站區沿河村黨總支書記周長

是否浪費人才

“村居跟過去的農村大大不同，研究生能夠發揮優勢”

“村居工作要求更多的是經驗，不一定是深入研究的才能”

閆然是今年剛招聘的研究生村官，即將到村居實習。她告訴記者：“現在就業形勢并不樂觀，能夠有機會在基層崗位上發揮自己的才智，是實現人生價值的起步，有困難，也不怕。”

對于大多數研究生村官來說，生活問題基本都可以克服，但思想上的困惑卻讓他們頗為煩惱。

“過去總覺得村里的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合理的訴求要滿足，不合理的要求要拒絕。但到村居工作一年后發現，好多問題不是想象的這么簡單。一些問題村居層面解決不了，難以馬上給群眾答復；一些問題涉及復雜的利益，很難說清誰對誰錯，甚至有些問題在我們手上就是無解的。”已經在村里工作快一年時間，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的法學碩士鄒勤依然傷透腦筋。

汪晴告訴記者，選拔年輕村官到基層工作，也是因為他們與當地的宗族、宗派沒有關系，能夠更好地主持公平正義，保持基層黨組織的公信力。這種做法確實起到了一定效果，避免了一些因為宗派斗爭而在推進村居工作時相互掣肘的問題。但同時，這些研究生村官也感受到了來自不同宗派的壓力，在工作推進中難免多有顧忌。

不少人質疑，高學歷人才放到村居工作能否人盡其才？汪晴表示，研究生視野更寬、研究問題的水平更高，從上千名的報名人數來看，說明他們也愿意到基層工作，既然能招到更高層次的人才，也沒有理由不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村居跟過去的農村大大不同，新問題需要解決、新技術需要引進，研究生能夠發揮優勢。”

對此，安徽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博士顧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研究生是指在科研或某一領域有所深造的學生，而村居工作顯然要求更多的是經驗，而不是深入研究的才能。把國家花大力氣培養的研究型人才引導到村居工作，是對國家投入培養研究生的公共資源的浪費，難以起到才盡其用的效果，尤其對于那些不是公共管理專業的學生而言。”

汪晴坦言，研究生村官工作的進行，既是新站區管委會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嘗試，也是培養后備干部的重要計劃，目前已有數人進入社區黨委委員的行列。但如何保證人盡其才，仍需探索更加科學和公正的評判方法，提供讓他們施展拳腳的制度保障。

過去村干部習以為常的問題，會被年輕村官敏銳地發現并努力解決，這種敏感度和迫切感推動了村居工作的完善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