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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屆畢業生已經陸續離校，但是對于廣大高校及其學子而言，“史上最難”的就業壓力并沒有消失。前不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未來5年，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規模將保持在年均700萬左右，約占新進人力資源市場勞動力的一半，青年就業壓力仍不容小覷。有媒體將其解釋為“最難就業季或將再持續5年”。

雖然僅從就業規模人數判斷就業難否，有一葉障目之嫌，但是就業形勢將持續嚴峻，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上屆已畢業、新一屆尚未開始的“喘口氣”工夫里，我們要去反思，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與經濟減速有何關系，是不是屢屢被詬病的大學擴招。只有找到癥結所在，才能開出治病藥方。

就業問題，從來都是宏觀經濟的問題，跟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有著密切的相關性。眾所周知的一條規律是，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大體可帶動80—100萬人就業。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放緩，今年GDP預期增長目標為7.5%，對就業的拉動力降低，企業用工需求下降，就業崗位有所減少，自然會增加大學生求職難度。
不過，經濟減速不是“史上最難”的根本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產業結構失衡。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形成了以中低端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現代服務業一直偏弱，僅占國民經濟比重的40%多，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50%—60%的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70%的水平。低端制造業對人才受教育程度要求相對較低，就業主力軍自然以進城務工人員為主，無法為受過更多教育的大學生提供適合的崗位。而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陣地，研究表明，國內第三產業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帶動70萬個就業崗位。近幾年，媒體屢屢炒作大學生就業競爭不過農民工，其根源不在于大學生，而在于產業結構更有利于農民工，而非大學生。這從反面說明，調整產業結構，拓展第三產業，能夠釋放大量的就業崗位，推動大學生就業。

大學生就業難，還受到社會觀念、市場環境的深度影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傳統觀念，體制內外有別的用人制度以及北上廣與中小城市在資源配置、機會獲取方面的差別，導致當今大學生就業存在重國企公務員、輕中小民營企業，重知識、輕技能，重北上廣、輕中小城市等傾向。畢業生追捧進國企、考公務員、留在北上廣，而無意中小城市、民營企業，這也客觀上造成了“招聘難、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中小城市及企業求賢若渴卻無人可用，另一方面大學生有業不就、自愿性失業。有專家據此建議，大學生要降低就業期望，從基層做起。這話當然有道理，不過，更為根本的是要打破“三六九等”的用人觀念和制度，營造公平開放的社會環境。

很多人將史上最難就業季的罪魁禍首歸結于大學盲目擴招，這恐怕似是而非。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保持多年高速發展，吸納700萬大學生就業似乎不在話下。從邏輯上而言，大學擴招，培養大批高素質人才，應當更有利于他們就業。

因此，大學生就業難，從教育領域找問題，不在于大學擴招，而在于擴招后培養的人才不適應社會需要，從而造成學生的“滯壓”。擴招后，部分大學難以同步補充師資、設備等資源，造成優質教育資源被稀釋，人才培養質量下降；當前的高教管理體制下，學校缺乏辦學自主權，不能緊跟勞動力市場供應變化調整專業、課程設置，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脫節，造成部分專業供大于求，增加學生找工作難度。這些年，英語、法學等熱門專業相繼亮起就業紅燈，就反映了高校在人才培養方面的錯位。要破解這一矛盾，就要大力推進高校管理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讓培養的人才更符合社會需要。

歸根結底，大學生就業難牽涉到經濟發展、市場環境、教育制度、戶籍制度等盤根錯節的問題。解決就業難，僅靠教育部門一家之力、單打獨斗恐難奏效，政府部門應當統籌考慮，以改革求發展，以發展解難題，凝聚政府、市場、高校等多方合力，共同推進大學生就業工作，給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片放飛理想、追逐夢想的廣闊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