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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歐盟高校畢業生中80%是應用型人才，20%是學術型人才；中國高校畢業生則相反，40%是應用型人才，60%為學術型人才。中國真需要那么多學術型人才？”日前，在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改革發展有關會議上，一位副省級領導說：“中國教育出現了重大結構性矛盾。”

“不少家長為讓孩子讀4年大學（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和三本院校）欠了一屁股債，結果出來還是就不了業，什么也不會干。他們對高等教育的意見不大才怪！”這位副省級領導直言不諱地說：“在高校‘畢業即失業’大軍中，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貢獻’最大。”

對于這種說法，教育部2012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排名也給予了統計數據的支撐。據統計，排在第一位的是985高校，第二位是高職院校，第三位是211大學，第四位是獨立學院，第五位是科研院所，第六位是地方普通高校。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社會現象，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如何進行深刻反思、轉型發展？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展開了調查采訪。

地方“專升本”沖動造就一批“四不象”大學

“在地方‘專升本’的諸多利益訴求與沖動下，一些老牌高等專科學校被改頭換面加入綜合性大學的群體。這對于國家應用型人才培養不知是福，還是禍。”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校長孟慶國憂慮地說。

據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張亞軍介紹，國內在上個世紀50年代建立的4所交通高等專科學校中，黑龍江交通高等專科學校與哈爾濱工程高等專科學校合并升格為黑龍江工程學院，濟南交通高等專科學校升格為山東交通學院，南京交通高等專科學校并入東南大學，唯獨他所在的這所交通高等專科學校一直堅守在高等職業教育行列。

記者查閱教育部發展規劃司的公開材料發現，2012年有桂林航天工業高等專科學校、成都電子機械高等專科學校、蘭州工業高等專科學校、昭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思茅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西安航空技術高等專科學校、新疆工業高等專科學校、新疆警官高等專科學校等8所專科學校升格為本科院校。

今年4月18日，教育部又批準了柳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信陽農業高等專科學校、泰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景德鎮高等專科學校、萍鄉高等專科學校、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長沙師范學校（專科）、廣州航海高等專科學校、鄭州牧業工程高等專科學校、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等升格為本科院校。

在2000年時我國共建有各類特色的高等專科學校258所，到今年6月21日國內各類高等專科學校減少至133所。面對這種銳減，一位知情者對記者說：“教育部壓制不了地方‘專升本’的沖動。”

據這位知情者透露：“全國‘兩會’期間，一些地方大員與教育部舉行的省部會談中，重點議題之一就是希望教育部支持省內幾所高校‘專升本’工作。教育部領導見與不見，談與不談，都十分被動。”

來自教育部發展規劃司的統計數據說，2012年全國本科高校1145所。其中1999年以來升本新建高校有646所（不含南方科技大學），約占全國本科高校總數的56.42%。

一所新建本科院校在招生簡章中介紹說，對普通本科教育、高等職業技術教育、高等函授教育、國際合作辦學和各種崗位技術培訓兼容。不過，據一些高等職業院校校長透露：“這并非個別現象。不少地方新建高校戴著本科的帽子，干著高職的活，是名不副實的‘四不象’大學。”

中國青年報記者掌握的一份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評估報告說，在43所新建本科高校中，專科生所占比例平均為20.7%，達到25%以上的有17所，最高比例的為62.1%。從專科升格為本科后，新的模式未建立，舊的模式尾大不掉，培養的畢業生往往高不成，低不就。

知情者向本報記者透露：“在某省副省長主持的一次座談會上，新建本科高校校長介紹畢業生就業率在20%~40%，高等職業院校校長則匯報畢業生就業率達到90%以上。當場就有新建本科高校校長向副省長‘打小報告’：這是不是在撒謊？”會后，副省長調查證實高等職業院校校長匯報的情況屬實。

規模大，條件差，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大打折扣

教育部在批復部分省級人民政府關于“專升本”的函件中要求，加大對新建本科高校資金投入力度，重點培養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然而，據知情者透露：“這條講起來容易，落實起來很難。”

湖南農業大學東方科技學院院長鄒冬生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往往以賺錢為目的，規模弄得很大，條件很差。”對于這些方面的情況，43所新建本科高校評估報告給出了具體的量化指標：38.8%的教學經費投入不合格，30.2%的專業建設不合格，42.2%的師資數量與結構不合格。

據這份評估報告分析，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在以下方面存在突出問題。首先是盲目追求高層次發展，辦學定位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嚴重脫節。一些地方“專升本”高校不顧自身基礎與實力，一味追求傳統老牌大學的辦學定位，向教學研究型或研究型大學目標靠攏培養學術型人才，導致發展困難重重，前景不明。

其次是學科專業結構不合理，導致大量畢業生就業困難。“專升本”以后，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注重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的指標排名與攀比，不顧所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開設一些高水平、高規格、與地方產業結構匹配度不高的學科專業，造成產銷不對路，教育投資嚴重浪費。

第三是人才培養強調“寬口徑，厚基礎”，缺乏地方、行業與學校特色。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紛紛把學術型人才作為培養目標，重學術輕應用、重理論輕技術，過于強調理論體系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大多數使用國家統一“規劃教材”，致使畢業生從事理論研究功底不深，實際操作動手能力不足。

第四是師資向應用型專業轉型周期長、困難大。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大多數是在專科基礎上升格而成的，原有的專業師資與水平不能勝任對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需要，迫切需要的高技術應用型人才又受制于體制、機制障礙引進不了，將理論轉換為技術、把技術變為產品和商品的實踐能力差。

第五是基礎差、底子薄，辦學經費短缺。一大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獲得中央財政支持少，地方政府財力有限，學校自身吸納社會資金的能力弱，以致在實訓、實驗條件方面達不到應用型人才培養要求。

除此之外，就是在現行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中，“專升本”的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不斷失去行業背景與特色，再加上學校科研整體實力薄弱，應用性研究力量不強，服務社會效率低下，在校企合作中處于劣勢地位。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模式在中國遭誤譯與矮化

“應用型本科教育并非什么新名詞。”中國科學院院士趙淳生說，從20世紀中葉起發達國家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以工程教育為代表的應用型本科教育迅速崛起。美國有四年制工程教育，德國有應用科學大學，法國有巴黎高科集團。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朱紹中介紹，德國《高等教育結構法》明確規定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大學是“不同類型、但是等值”的高等學校。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德國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n，簡稱FH）準確的辦學定位和鮮明的辦學特色獲得國際上的廣泛認同，被稱為德國現代工程師培養的搖籃。

在這方面，浙江科技學院院長葉高翔感受更深。1980年該學院成立之初就定位培養高等應用型人才，1985年浙江省政府和德國下薩克森州政府以該校為平臺共同培養應用型人才，1990年列為中德兩國政府合作培養高等應用型工程專門人才的試點高校。

作為執行中德政府間高等應用型人才合作項目的高校，在國內同樣遭遇不少培養應用型人才高校遇到的“委屈”，即浙江科技學院所有專業從1992年開始改為四年學制，招收高考“二本”分數線以上的學生，但只能給畢業生發大專文憑，直到2001年才正式與本科學歷掛上鉤。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葉高翔說，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德國應用科學大學（FH）之初，中國高等教育界就存在兩個誤解，一方面是把Fachhochschulen翻譯為高等專科學校，將德國應用科學大學與我國高等專科學校混為一談。另一方面是突出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職業取向（Berufsorientierung），把FH等同于高等職業教育。

“在我國高等教育內部排斥應用型人才的觀念根深蒂固。一提到應用型人才培養，大家認為那是培養低端產業工人的職業教育，根本不屑一顧。”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秘書長閆舒靜說。

云南工商學院董事長李孝軒透露，前幾年他在學院大樓上掛了一塊創建“中國一流應用科技大學”的牌子，后來頂不住社會各方面的壓力拆了下來。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光明正大地把這塊牌子重新掛上去。

“當前，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不轉型發展，將錯失改革機遇期，畢業生就業矛盾會越來越突出，存在的社會價值會越來越少。”孟慶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