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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根叔”李培根以一場內含19處“遺憾”的離職演說，告別自己的9年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時光。就在華中科大學子關注“根叔”卸任后去哪了時，幾天后的4月2日，他出現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講臺上，與學生閑話“人格培養”。

教育部一年來調整了多所部屬大學的領導班子，李培根只是卸任校長中的其中一員，他們當中，有的當起官員，有的回到科研、教學崗位。

校長卸任后都去哪了？近日，新京報記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據不完全統計，自2000年以來卸任的校長履歷，發現共有49名校長卸任后，曾擔任黨政機關、軍隊、科協、人大、政協等部門領導干部。

去向1

校長卸任后出任部長

就像國外屢次出現大學校長被任命為“內閣部長”一樣，國內高校校長也多有調任中央部委的。萬鋼調任科技部部長，便是其中典型案例。

作為我國著名汽車領域專家，有海外留學、工作背景的他，回國后，就被聘為國家863計劃電動汽車重大專項首席科學家、總體組組長。

科學家身份之外，2004年7月，萬鋼還出任同濟大學校長。不到3年，已是致公黨中央副主席的他，又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

這種“專家校長”從政，在法律、科教等專業性較強的領域尤為明顯。

徐顯明被央視《東方之子》評價為平民法學家，據其同事回憶，在2003年修憲之際，尚是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徐，力主推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

去年10月底，他的新身份正式公布——中央綜治委辦公室專職副主任。

而如果追溯至2000年前，還有原華東政法學院（現華東政法大學）院長曹建明調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直至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案例。曹曾走進中南海，為中央領導授課。

教育部目前共有10名部領導，其中便有2人有高校校長經歷，分別是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的袁貴仁部長，和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的郝平副部長。

去向2

“轉戰”地方開啟仕途

力推本科教學評估、京劇進校園等政策的前任教育部部長周濟，也曾擔任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校長。

只不過，在他調任中央前，曾有一段“轉戰”地方黨政領導的經歷，這也是不少高校校長從政的現實路徑。

不過，周濟校長生涯后期，即已是湖北省委常委、科技廳廳長，卸任校長，一番調整后，成為武漢市“院士市長”僅118天后，便赴任教育部副部長。

周濟離開高校時，已是55歲左右，但王忠民等人卸任校長時，還未到50歲。

那時，王忠民只有41歲，便由陜西“211高校”西北大學，轉任陜西省政府秘書長、辦公廳主任，3年后，調任安康市委書記，主管一方“歷練”一年后，便來到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直至副理事長。

曾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正部級）的金炳華，48歲卸任上海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時，也是先到地方宣傳部擔任部長。

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這些高校校長，卸任后基本是先“就地”在高校所在地黨政部門任職，后調任中央。

“學術明星”陳章良是其中的例外，他曾獲得“小諾貝爾獎”之稱的“賈烏德·侯賽因”青年科學家獎，在擔任5年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后，2007年，他離開北京，遠赴廣西，擔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去年，52歲的他當選中國科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去向3

留校治學完成學術專著

在高校內部，一部分高校校長也轉任學校黨委書記，與新的校長搭班，繼續管理學校。這些人中，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韓震、華中師范大學馬敏、西南財經大學趙德武、西北大學喬學光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江樹人在2002年時，被任命為該校常務副校長，而廣西大學原校長唐紀良在2012年，調任該校正廳級調研員，保留正廳級待遇。

卸任后的校長，并非都選擇從政，實際上，在官方任免決定中，更多的校長是因為年齡原因到任，而非因“另有任用”、“工作需要”等原因調任官員。

他們當中，多擔任名譽職務，如名譽院長、校長，或被聘為顧問，還有的在中國職業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等協會任職。

另有部分校長卸任后返回教職，潛心治學，曾在1994年至2003年期間，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王大中院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卸任后成了《10兆瓦高溫氣冷實驗反應堆》的第一完成人，并借此榮獲200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中國人民大學老校長李文海在卸任后，也醉心于學術研究，2012年8月，還出版專著《清代官德叢談》，直到臨終前一天，還完成了學術論文《描繪的官場百態》。

■專家觀點

校長卸任后去向應多元化

在程方平的印象里，中國高校校長卸任一般會發生在兩種情況時，一是年齡到任，二就是工作調動。

程方平曾擔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與人力資源研究部主任，長期關注高校人力資源問題。

程方平以前也和一些大學校長聊天，聽到他們抱怨自己并不適合高校管理崗位，“但潛臺詞是級別已經上去了，就硬著頭皮干下去。”

“這是咱們國家的體制問題，只要不犯大錯誤，就下不去。”程方平說，像美國高校的校長，很多在卸任后，就回到教學科研崗位，看起來挺平常的舉動，但在中國就難了。

行政級別成了他們的束縛，“很多有科研潛力的人當上校長后，覺得自己不適合，但沒法回頭，被套上了。”

程方平感覺，近些年，隨著副部級高校的先后確立，這樣的問題愈發嚴重。當校長成為副部級干部，就需由中央任命，而一般地方高校校長也由上級任命。

現在很多高校校長在卸任后，紛紛到協會任職，而那些協會在他看來，多具備官方色彩，被稱為“二政府”，不利于挖掘卸任校長的潛能。

程方平認為，校長卸任后去向應更加多元化，一些文科高校校長可以轉而成立第三方督導，利用自己多年的管理經驗和理論知識，監督、促進政府管理，而一些適合做管理的校長還可到企業發展，還可有部分公立大學卸任校長到民辦高校擔任校長，促進高校生態的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