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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學而優則仕”成為許多人固有觀念，不少人認為，努力讀書就是為“走仕途”，這種“思路”也在向高校蔓延：據報道，某媒體記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據不完全統計，自2000年以來卸任的校長履歷，發現共有49名校長卸任后，曾擔任黨政機關、軍隊、科協、人大、政協等部門領導干部。

雖然說大學“去行政化”的口號喊了好些年，但礙于一些現實問題，大學行政化目前尚未有所減退趨勢。“某種程度上，中國只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我們都是分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姜耀東曾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學就沒辦法辦下去了。”長久以來，高校校長有級別，大家都想當官，誰還愿意安心做研究？困擾中國社會的“錢學森之問”，又該如何去解決？

一直以來，高校行政化被視為阻礙中國高校發展的毒瘤，一些高校也有過去行政化的探索，但卻并不成功。從媒體的報道中，我們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在深圳一所大學，一個處長職位有40個教授去競爭；河南某所大學一個科級辦公室主任及各科級干部崗位，競聘者中不乏博士……上個月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著名的“根叔”在卸任演講上表示，如今大學校園里還是多了一些“官氣”，少了一些“學氣”。

我國有大學行政化傳統，并一直處于行政管理之下，所謂“受盡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人民教育家蔡元培曾立志要把大學變成做學問的一方凈土。他曾說，“讀書不是為做官而來，而是為研究高深學問，養成碩學宏才的學問家。”

但這種改革確實很難，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官本位”永遠高于學術，取消相關單位的行政級別絕非易事。

五年前，朱清時被聘任為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他上任后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辦大學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要力爭把南科大打造成“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時間一晃過去，南科大這塊試驗收獲如何，說不清楚。不過，當面對朱校長在卸任時一大串“不方便說”，已在相當程度上證明了這一改革并未取得預期效果。

國家督學、云南省教育廳原廳長曾表示，中國大學的官場化屏蔽了大學的本質，大學應該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創造的搖籃。中國大學去行政化難在政治體制改革，特別干部制度改革，難在官本位體制和觀念的廢止。靠大學自身去行政化，永遠去不了。

所以，大學去行政化不是高校“獨角戲”，也不是指去掉高校的行政級別，而是政府必須要簡政放權，減少行政約束和干擾，強化學術委員會、教代會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保障高校的自主辦學權。

摒棄官本位，讓學校回歸學術和教育，讓高等教育返璞歸真也一直是社會各界的期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早在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就提出，“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并將于3月1日起實施。《規程》對高校學術委員會的組成、職責及運行等重要問題分別作了規定。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國家規范，首次明確了學術委員會在學校學術組織體系中的最高學術機構定位。

總之，高校去行政化之路不會一帆風順，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博弈是個艱難的過程。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領導級別取消的問題，而是整個學校的行政權、學術權重新配置的問題。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統一布局，知道怎么設立理事會、董事會、大學章程，建立合理制度，這個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變現在教育部門的行政思維；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學校里落實教師和學生權利的組織和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