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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一本”“二本”的劃分，還是“985工程”“211工程”的區別，其實質都是對高校的一種行政式“分層”。當前人們都在反對高校的同質化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分層政策是事與愿違的。

評價一所大學“檔次”高低的標準有哪些？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或許首先想到的就是這所大學是一本還是二本，屬不屬于“985工程”或“211工程”。然而就在最近，這兩個最為人熟知的標準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動搖”。

先是在本月初，上海市副市長翁鐵慧對媒體表示，上海市計劃在2016年取消“一本”“二本”院校之分，逐步將填志愿的方式從以學校為本改為以專業為本；之后不久，關于“教育部要取消‘985工程’‘211工程’”的傳聞甚囂塵上，雖然教育部很快給予了否認，但對于這兩大工程是否該繼續的討論卻并沒有因此停止。

應該說，無論是“一本”“二本”的劃分，還是“985工程”“211工程”的區別，其實質都是對高校的一種行政式“分層”。雖然公眾對這種分層早已熟知并接受，但并不阻礙我們討論這樣的分層真的合理嗎？

疑問一：普遍嗎？

只要對國內的高等教育稍加留意，我們就不難找到“985工程”和“211工程”出現的原因：上世紀90年代初，中央提出要面向21世紀辦好100所重點大學，“211工程”由此而來。而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同志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講話，則直接催生了“985工程”。

相比前兩者，對高校進行“一本”“二本”劃分的時間要稍微早一點。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介紹，早在上世紀50年代，針對“大躍進”后高校的良莠不齊，當時就已經有了所謂“重點大學”的說法。而在上世紀80年代，隨著大批專科學校升格為本科，為方便考生報考，“一本”“二本”的說法開始出現。

“一本相當于原來歷史較長的學校，二本一般是上世紀80年代到2000年前后升本的專科。”儲朝暉說。

那么，在國際范圍內，這種對于學校層級的劃分，究竟是一種慣例，還是一種“中國特色”呢？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凱表示，國外高校也會有不同的“層次”，但這些層次的劃分，主要是基于學校已有的現狀、博士點數量、對科研或教學的側重以及學校規模等，是一種基于結果的“約定俗成”。相比之下，國內不論是哪種分層方式，其依據基本都來自于行政力量的推動。

“國外雖然也有根據辦學水平（科研或教學）提供差異化資助的情況，但不會從政府的角度，給高校一個官方的地位框定。”侯定凱說。

“正常的分層要完全靠學術能力。”采訪中，儲朝暉以香港科技大學為例，如果按照政府式分層，只有20多年歷史的香港科大是不可能超過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老字輩”的。但如果按學術能力衡量，香港科大至少超越了香港理工，很多學科也能與香港大學一比高低。這就是兩者的不同。

疑問二：合理嗎？

中國式的高校分層體制雖然在國際上并不通用，但并不能據此就對這一制度的合理性作出明確的判斷。那么，就這種等級劃分產生的實際影響來看，這一制度究竟合理嗎？

讓時間回到4年前的2010年。

當年，基于我國赴英國留學生申請量劇增，英國高校對中國學生的申請條件“普漲”，要求“中國前100名的高校”成為研究生入學的門檻。而對于“前100名”的標準，主要看學生的本科學校是否屬于“211工程”“985工程”高校。

這則消息讓上海師范大學原校長、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理事長楊德廣極為憤怒。在為本報撰寫的評論中，他疾呼：“取消高校等級制勢在必行。”至于原因，他提到這種行政式的等級劃分既是對低等級高校的一種歧視，也必將加劇應試教育之風。

“把學校分成了等級，就意味著把培養出來的人才分成了等級，這必將嚴重挫傷一般高校及其學生的積極性和感情。許多學生把考取名校、重點大學作為唯一的奮斗目標，這就造成其不惜一切代價拼命追求高分成為考試機器。”楊德廣說。

事實上，對于目前高校分層制度的合理性，持否定態度的遠不止楊德廣一人。

“從政府角度看，推行類似‘985工程’之類的分層制度，其側重點還是想找一些拔尖高校，通過不同項目支持，使其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但單靠這種行政力量，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儲朝暉說。

據介紹，曾經日本政府也有過類似的想法，通過政府力量將某些日本大學推到世界前沿，但很快他們便發現這條路子走不通。“政府力量可以把一所大學推到國內前沿，但這種模式催生的‘世界名校’是很難在國際上真正立足的。”儲朝暉說，于是在2004年，日本政府下決心進行高校法人化治理。“這條經驗對中國的大學同樣適用。”

對此，侯定凱則從另一個角度進行了分析。

“當前人們都在反對高校的同質化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分層政策是事與愿違的。”他說，分層本身是要實現差異化發展，但由于人為政策的引導，人們已經將某些“高層級”高校當成了某種模式和標準。“只有躋身更高的地位才能獲得更多資源。于是，大家都奔著‘211工程’標準去辦學。而這些所謂‘標準’有時又存在一些問題。”

比如，在進行項目評判時，學生培養質量往往并不是硬杠杠，學科是否齊全則更具參考性。于是，為了向標準看齊，某些本來學科特色明顯的高校，也開始追求“大而全”。

“總之，在現有分層模式下，一些好大學反而成為大家追求的‘模式’。畢竟模仿比創新容易得多。”侯定凱說。

疑問三：取消嗎？

既然現行體制有如此多的問題，那么是否就應該直接取消呢？

事實上，就在楊德廣發文痛斥高校等級制度的同一年，“第六屆世界華人論壇”在廣州舉行。在此次論壇上，與會海外專家以委員會的名義，集體建議政府促進高校公平競爭，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以保證高等教育的公平。

但業已形成多年的高校層級體系，真的可以一消了之嗎？

就在教育部出面否認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傳聞后不久，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就向記者表示，問題其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對兩大工程的調整是必然的，但教育部主管部門并沒有權力作出廢除兩大工程的決定。”他說，入選兩大工程的高校想維護既得利益，想改變的只是“圈外”的高校，這其中有著深刻的矛盾，更不是一個可以貿然解決的問題。

在一篇評論中，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認為，“985工程”和“211工程”只是國家的一種“教育工程”，結束之后也就“完工”了。因此，之前網傳的所謂“廢除”之說，很可能是不再開展新項目，并不是要廢除整個行動計劃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的戰略。

一項政策的出臺要慎重，廢除則更要謹慎。

“就像一個社會一樣，當我們已經適應了一種社會結構后，貿然地改變之前的結構，很可能會造成社會成員的不適應。”儲朝暉說，因此我們需要的是逐步淡化原有層級，而這種淡化應該是在基本維持“圈內高校”利益的同時，加大對“圈外”高校的扶植，使兩者之間的差距自然縮小。

換言之，即在“圈內”不再進行加法，而將政策的紅利更多投向其他高校。

采訪中，侯定凱同樣反對直接取消業已形成的層級制度。在他看來，目前由行政主導的層級制度，其實最大的問題還是不同層級之間缺乏流動性，進而產生對高校地位的固化。因此，在現階段，如何增加其流動性或許更加現實。“以‘985工程’為例，目前的入選高校都是終身制的，是否可以探索一套可行的退出機制，同時根據不同的辦學定位，給不同類型高校（如教學型、民辦、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以脫穎而出、成就卓越的機會？這種更柔性化的改革或許要更符合實際。”

聲音

強化分類 淡化分層

此次公眾對于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的熱議，其源頭在于中南大學校長張堯學院士的一次講話。雖然教育部已經對此否認，但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張堯學依然表示，目前形成的高校層級化應該有所淡化。

“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不一樣，除了人才培養外，高等教育還承擔著基礎研究、為社會服務，以及對人類文明文化進行傳承、創造的使命。”張堯學說，從這個角度說，所有高校都去承擔同樣的功能，顯然不太合適。因此，強化不同高校間的分類是應該的，但對高校行政化的分層則不一樣。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高校分層現象出現的原因其實是很復雜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自身的文化和歷史。”張堯學說，此前公眾一提到高校行政化，很容易想到高校自身層面。事實上，高校最大的行政化不是來自于自身，而是來自于社會，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和系統問題，很多方面并不是高校憑自身能力就能夠解決的。“高校也想憑借最初的設想辦學，但存在一種力量迫使你的學校成為另一個樣子，這是實際情況。”

具體到高校分層的問題上，張堯學坦言，這中間摻雜著歷史、文化原因，同時也是中國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政府、學校和社會在一起幫助學校定位到某個層面上。這就像清華、北大目前所處的位置也不是某一種力量促成的。”

張堯學呼吁，今后的高等教育改革要弱化這一趨勢，讓高校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同時，通過發揮政策的導向功能，使高校間產生更多合理的合作和競爭，讓高校贏得更充分的表現機會。

“總之，對于高校而言，要加強分類，淡化分層。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張堯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