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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華中科技大學擬清退307名“超時”研究生的消息在其官網上公布后，一場由學籍管理引發的對研究生培養機制的思考正在撥動世人的神經。研究生培養問題十分復雜，要清退的似乎不僅僅是一部分“超時”研究生，或許還有不合理的機制——

8月30日，華中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在其官網上公布，將對307名“超時”研究生進行清退處理。按該校現行的《研究生學籍管理細則》規定，碩士生學習年限最長不應超過4年，博士生最長不超過8年。不滿此次擬清退處理的學生可以依規申訴，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將進行調查并按程序處理。

高校清退“超時”學生并不新鮮，教育部在2005年出臺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明確指出，學生在校最長學習年限由學校規定。這項原本屬高校常態管理內容的規定出發點無非在于提高教學管理質量、優化人才培養機制，如今，隨著清退事件本身成為熱點新聞，“清退”背后的高等教育改革話題也引發了新的思考。

“超時”清退：程序是否合法公平

由于此次清退人數較多，加之涉及體育明星和院系領導，華中科技大學目前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在一項8300余名網友參與的“華中科大清退研究生”的網絡調查中，近七成網友力挺校方此舉。一些網友表示：“這種一視同仁的做法，對嚴肅校風學風、提升研究生質量都有好處。”

對此，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洪成文教授則更關注清退程序本身是否合法。該由誰來清退研究生，是最高學術機構還是行政機構？辭退的程序是否公平，被清退學生是否有申訴的權力？諸多問題引發了深層次思考。

“越是懲罰性的措施，越應該注意懲罰系統是否公正、公平。”洪成文說：“清退絕對不能簡單化。我們在解決學術爭議問題的過程中，往往存在糾錯方理直氣壯，有錯方無條件被動接受懲罰的傾向。在學校強大的行政力量面前，學生本身處于弱勢一方。即便處罰理由充分，也不能完全忽視受罰者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洪成文表示，清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引起大家對研究生培養質量的重視。然而，對于這307名被退研究生來說，他們是否被公平對待？“清退的規定是什么時候出的，是否在這一批學生入學的時候就已經告知他們？他們在入學時有無簽署相關承諾？假設我們是這307名研究生中的一員，我們是否會問：為什么有的學校淘汰有的學校不淘汰？即便在一所大學內，為什么淘汰令只從研究生開始，而本科生卻能免除懲罰？”洪成文說。

“不能因為一個辭退問題就掩蓋了其他更重要的問題，研究生培養問題十分復雜，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仍有很多。”洪成文強調。

研究生培養：年限多長算合理

近年來，為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各大高校對國家標準的落實越來越嚴格，有些高校的院系、專業還出臺了更有針對性的標準，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延期畢業的現象很常見。

“據我所知，有些學院去年大約有一半的人沒有按時拿到學位證”，目前正在某知名大學攻讀博士三年級的小王臨近結業，壓力依然不小。小王說，按他們學校規定，博士學位研究生的培養年限為3—4年，最長不超過6年。早在前幾年，他們學校就曾清退數十名超過學習年限的博士生。

“導師或學生自己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畢業延期。”小王說，“博士生壓力確實很大，既要完成高質量的畢業論文，還要跟著導師參與各種科研課題，除此之外，大部分博士讀出來都快30歲了，不得不考慮工作、家庭的問題。”

那是否應該延長研究生培養年限？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閻光才教授指出，如果學習上不投入，精力分散太多，時間越長越不利于對問題的持續關注和深度思考，如此所謂的學習時間長了，反而不利于保證學生質量。

就博士生培養來說，閻光才告訴記者，即使在美國，不同高校對博士生培養年限要求也不同。以2003年度為例，美國當年畢業的博士從注冊到畢業所用的時間，短的一般3—5年，長的可能十幾年，在不同學科之間，物理學領域總體所用時間最短，平均值為7.9年；而教育學所用的時間最長，平均值為18.2年。大多數理工科專業一般都是持續性學習，而如教育等有關學科則多為在職學習，實際上，教育專業的學習者本職工作經驗對提高學位質量是有益的。

對此，閻光才建議可以針對不同學科門類有條件地放長年限。他說:“一般理科的基礎研究領域，不間斷的8年已經足夠了，當然前提是學習不能間斷；但是人文社會科學、工科領域可以適當延長，因為畢竟社會經驗和工作實踐，對于博士生教育還是有意義的。但有些基礎研究領域人才培養，一旦間斷時間長了，恐怕很難保證質量。”

寬進嚴出：中國的“瓶”能否裝上外國的“酒”

圍繞學籍管理的討論，必然會引出兩種高等教育模式的利弊選擇，具體來說，就是“嚴進寬出”，還是“寬進嚴出”？

應該說，“寬進嚴出”是國外高等教育招生、培養模式的主流模式，美國就是高等教育“寬進嚴出”的典型代表。1971年美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0％，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然而，與之相對的美國大學畢業率并未大幅提高。美國企業研究所2009年6月發布了一份報告，該報告以2001年入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了1385所四年制高校的畢業率，結果顯示，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學生在6年內能畢業。

北京科技大學規劃辦張武軍、徐寧曾撰文介紹德國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德國，為保證畢業生的質量，各大學和專業都保持著一定的淘汰率，有的學校和專業的淘汰率高得令人難以想象。如亞琛工業大學的平均淘汰率近50%；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的電子技術專業淘汰率有時高達90%，淘汰的原因包括在規定的時間內拿不到規定的學分、論文不符合要求等。

反觀中國，幾乎所有高校的畢業率均在95%以上，當“就業率”越發成為高校內外看重的重要指標時，顯然，畢業率還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

“寬進嚴出”的模式該不該引入中國？此次華中科技大學的清退事件再次為我們提供了討論的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是“寬進嚴出”的支持者，他說，“‘嚴進寬出’的模式存在弊病，學生招進來就放羊，教學過程走形式。‘寬進嚴出’，有助于改善我們的教學質量。”當然，他也強調，“這種做法得跟學校的整體改革配套，徹底改掉大學行政化的格局。”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寬進嚴出”應該更多地考慮到具體國情，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寬進嚴出”使教育的投入與產出之間出現不平衡，造成資金、資源和人才的浪費。持此種觀點的學者將之形象地比喻為“人多地少的中國不能推行‘廣種薄收’，只能推行‘精耕細作’”。

“在我國，‘寬進嚴出’對某些大眾化類型高校而言應該是可行的，而對部分精英高校而言，只能是‘嚴進嚴出’。”閻光才說。

“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寬進嚴出’的嘗試肯定面臨一些實際問題。但是，要‘嚴出’就應該公平地‘嚴出’，被清退的一小部分研究生不應成為教育管理問題的替罪羊。解決資金、資源壓力，可以用更靈活的方式嘛。”洪成文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