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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的求學生涯，感到有機會到斯坦福讀書是一種幸運，而有幸師從伊麗莎白·特勞戈特這樣的國際知名學者則是更大的幸運。

凡是搞語言學的人，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對伊麗莎白教授都不會陌生。她出版過很多學術著作，光在劍橋大學就出版了三本，其中的《語法化》一書風靡世界，也對漢語學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伊麗莎白教授還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為美國科學人文學院雙院士，還擔任過很多學術行政職務，諸如斯坦福大學語言學系主任和大學副教務長、美國語言學會會長和秘書長、國際歷史語言學會會長、托福考試命題委員會主席等。她出生于英國，行事風格嚴謹，具有英國人那種特有的縝密邏輯思維特征。

我剛到斯坦福就聽說，伊麗莎白教授對學生要求嚴格是出了名的。雖然我對她的研究領域很感興趣，但當時我是在東亞語言系就讀，要跨系選她做導師心里還是沒有數，不知道她會不會同意，更沒有把握能否達到她的要求。1997年春季那一學期，我選了伊麗莎白的語法化課，最后的成績是優秀。此外，我還上了語言學系另外一位知名教授的課，他把我的學期論文作為下一學年教學閱讀資料。對我來說，這是個很高的榮譽，伊麗莎白也知道此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伊麗莎白也就很樂意收我做她的徒弟。

當我第一次表達想選伊麗莎白做導師時，她要我到她的辦公室談一談，語重心長地告誡我：“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寫論文的方式差別非常大，如果你想寫出可以在西方出版的博士論文，就必須擺脫以前的中文寫作思維習慣，采用西方的寫作方法。”

在博士論文選題之初，伊麗莎白教授給我提出一個十分苛刻的要求：“用一句話把博士論文的核心內容和學術價值講清楚，否則不能開題。”當時我一聽就頭都大了，心里想一篇博士論文怎么可能用一句話說清楚呢！這下可難壞了我，回去后苦思冥想了好幾個星期，嘗試了五六次以上，伊麗莎白都不滿意，最后總算勉強過了這一關。這番挑戰好處很大，它讓我胸有成竹，隨后的論文寫作很順利，效率也就特別高。結果，我的博士論文在畢業后不到半年就成文送給西方出版社出版，不到兩年就在荷蘭的約翰·苯杰明出版公司以英文出版，這是一家世界上主要的專門出版語言學專著的出版社。

當時我不太明白伊麗莎白教授這一要求的意圖，后來回想起來，覺得這一要求有兩個方面的好處：從學生這一方面看，一旦心中有了明確目標，可以在研究中少走彎路，寫出的論文也就自然有個焦點。從導師這一方面看，可以由此判斷學生是否把問題想清楚了，特別是可以知道學生選題的價值如何，把這一關把握好了，論文的質量才有保證；此外，導師也由此可以檢驗和鍛煉學生用凝練準確的語言表達自己思想的能力。

中國大學或者研究所培養出來的語言學專業的博士很多，他們的論文很多都是一個章節一個問題，相互之間沒有聯系，整篇論文也沒有一個主題，更沒有清晰的論證線索。這在西方是很難有機會出版的。

在斯坦福讀書期間，讓我受益最大的老師就是伊麗莎白教授。除了上課外，我還跟她修過三個學期的“獨立學習課”，教學方式就是“一個學生一個老師”，選一種專著，每個星期見面一次，寫讀書報告，討論自己的心得。

在斯坦福，博士論文開題之前，要通過四門綜合考試，伊麗莎白負責我的理論方法課考試，她先是給我列了一個閱讀書目，學了幾個月后，她出考題讓我解答。這門考試的壓力最大，但是收益也最大。我2011年回斯坦福時，伊麗莎白已經退休了好幾年了，但是幸運的是，學校又把她請回來講她最新的研究成果——“結構化”，我系統旁聽了這門課。她的這一研究成果最后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